眼下中国政府身陷于自己制造的政策泥潭里，在抗击全球通胀的斗争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失利风险，在面临反通胀还是保增长的选择中，宏观调控的手欲松还紧。
政府继续控制人民币汇率，加上在政治上做出的加快经济增长的承诺，这些都削弱了政府今年应对通胀的能力和意愿。对物价上涨的苍白回应有可能会刺激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这在过去曾导致政治动荡。如果中国的经济不降温，那么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可能会推高全球的通胀水平。
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难题，而中国的困境或许是其中最大、最引人关注的一个。多年来，新兴经济体决定或多或少地将本地货币与美元挂钩，以便换取金融稳定性和投资者的信心，不过现在它们发现这种选择限制了自己采取调控措施的余地。随着美国的降息，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上调利率的难度加大。
而中国采取的各种政策形成一种不合常规的混合体，如今，这些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中国政府担心加息会刺激海外热钱流入国内，进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对银行信贷加以限制，并对一些商品的价格进行控制。今年初人民币升值开始加速，之后有所放缓。
这样做的结果好坏参半。消费者价格指数从2月份创下的8.7%的12年高点降至5月份的7.7%，预计还会进一步回落。不过政府提出的2008年通胀不超过4.8%的目标却被悄然放到了一边，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分析师认为今年更有可能创下7%的通胀率，这将是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说，政府在遏制通胀问题上已经失去了可信度；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指望油价回落后经济就此恢复正常。
他说，政府想避免采取可能会影响增长的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么想并不恰当；与经济增长放缓几个百分点相比，通胀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更严重的威胁。
中国在应对通胀问题上的作为所产生的影响将远非局限于本国。人民币的升值将进一步推高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中国减少食品和燃料的消耗可能会使创纪录的大宗商品价格失去部分支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上个月说，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控制整体需求进而遏制通胀的措施将有助于全球物价的稳定，不过他并没有指明具体是哪些国家。
北京担心经济上的急刹车可能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动摇其实现物质增长这一对其统治生死攸关的承诺。全球信贷危机和国内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年初的极端冰雪天气、洪灾、四川大地震── 也坚定了政府领导层支撑经济、而非控制经济增长的信念。不过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高通胀狂潮仍让人记忆犹新：物价的飙升成为引发1989年六四事件的一大因素。
做出抉择并非易事。中国出口商现在处于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打压下。房地产开发商感觉到了信贷额度带来的压力，房价上涨几近平稳。不过整体经济增长仍超过了10%，这个速度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属于强劲增长。通货膨胀率高于一年期存贷款利率。随着物价压力从猪肉等食品领域扩散开来，很多经济学家也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前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最近在北京说：我认为货币紧缩政策并没有起作用，通货膨胀率仍然太高，央行需要在上调利率方面采取更重大的措施。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敦促中国收紧货币政策。
随着通胀的加剧，其他曾经在加息方面迟迟没有动作的亚洲国家也不得不采取措施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基准通胀指标都超过了10%，近几周两国均上调了利率，台湾和菲律宾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对韩国和泰国也将加息的预期也越来越高。
中国在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上一直面临重重困难。去年，中国央行逐步上调了利率，并让人民币保持温和的升值速度，由此导致觊觎人民币高利率的国外热钱流入国内。今年初，央行停止加息，转而加速人民币升值，使得更多的寻求从人民币升值中获益的热钱流入国内。
这些资金的流入增加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抵消了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限制效果。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居世界首位，现以每个月大约4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6月底达到了1.81万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投机资本的显著飙升令官员们非常担忧，他们开始收紧中国的资本控制。
中国采取的任何紧缩政策可能都有赖于Fed的举措。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说，如果美国今年晚些时候上调利率，将给中国带来加息空间。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又重拾计划经济时代的措施，对商业银行放贷设置额度。央行还将银行准备金率稳步上调至目前的17.5%，迫使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留作准备金。
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信贷增幅从去年10月的18%降至6月的15%。不过，要想措施有效还要靠监管部门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而抱怨得不到贷款的公司给监管机构的压力却越来越大。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说，贷款额度可能会暂时遏制通胀，不过人们对这个措施是否会继续执行下去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分析师预计政府将在今年下半年放松限制。
无论中国最终采取何种措施，持续10年的低通胀看来很可能已宣告终结。荷兰国际集团(ING)驻新加坡经济学家蒂姆·康登(Tim Condon)说，我认为中国的结构性通胀会加剧，通胀不到3%的时代已经结束，将进入更高（比如5%左右）的时代。
要想使通货膨胀明显降低，中国可能需要一位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式的人物。此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Fed主席的时候，为了遏制高达两位数的通胀，不得不让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衰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少数服从多数基础上的国家，产生这样一位人物的几率可谓微乎其微。（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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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继续控制人民币汇率，加上在政治上做出的加快经济增长的承诺，这些都削弱了政府今年应对通胀的能力和意愿。对物价上涨的苍白回应有可能会刺激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这在过去曾导致政治动荡。如果中国的经济不降温，那么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可能会推高全球的通胀水平。
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难题，而中国的困境或许是其中最大、最引人关注的一个。多年来，新兴经济体决定或多或少地将本地货币与美元挂钩，以便换取金融稳定性和投资者的信心，不过现在它们发现这种选择限制了自己采取调控措施的余地。随着美国的降息，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上调利率的难度加大。
而中国采取的各种政策形成一种不合常规的混合体，如今，这些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中国政府担心加息会刺激海外热钱流入国内，进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对银行信贷加以限制，并对一些商品的价格进行控制。今年初人民币升值开始加速，之后有所放缓。
这样做的结果好坏参半。消费者价格指数从2月份创下的8.7%的12年高点降至5月份的7.7%，预计还会进一步回落。不过政府提出的2008年通胀不超过4.8%的目标却被悄然放到了一边，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分析师认为今年更有可能创下7%的通胀率，这将是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说，政府在遏制通胀问题上已经失去了可信度；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指望油价回落后经济就此恢复正常。
他说，政府想避免采取可能会影响增长的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么想并不恰当；与经济增长放缓几个百分点相比，通胀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更严重的威胁。
中国在应对通胀问题上的作为所产生的影响将远非局限于本国。人民币的升值将进一步推高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中国减少食品和燃料的消耗可能会使创纪录的大宗商品价格失去部分支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上个月说，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控制整体需求进而遏制通胀的措施将有助于全球物价的稳定，不过他并没有指明具体是哪些国家。
北京担心经济上的急刹车可能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动摇其实现物质增长这一对其统治生死攸关的承诺。全球信贷危机和国内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年初的极端冰雪天气、洪灾、四川大地震── 也坚定了政府领导层支撑经济、而非控制经济增长的信念。不过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高通胀狂潮仍让人记忆犹新：物价的飙升成为引发1989年六四事件的一大因素。
做出抉择并非易事。中国出口商现在处于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打压下。房地产开发商感觉到了信贷额度带来的压力，房价上涨几近平稳。不过整体经济增长仍超过了10%，这个速度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属于强劲增长。通货膨胀率高于一年期存贷款利率。随着物价压力从猪肉等食品领域扩散开来，很多经济学家也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前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最近在北京说：我认为货币紧缩政策并没有起作用，通货膨胀率仍然太高，央行需要在上调利率方面采取更重大的措施。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敦促中国收紧货币政策。
随着通胀的加剧，其他曾经在加息方面迟迟没有动作的亚洲国家也不得不采取措施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基准通胀指标都超过了10%，近几周两国均上调了利率，台湾和菲律宾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对韩国和泰国也将加息的预期也越来越高。
中国在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上一直面临重重困难。去年，中国央行逐步上调了利率，并让人民币保持温和的升值速度，由此导致觊觎人民币高利率的国外热钱流入国内。今年初，央行停止加息，转而加速人民币升值，使得更多的寻求从人民币升值中获益的热钱流入国内。
这些资金的流入增加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抵消了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限制效果。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居世界首位，现以每个月大约4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6月底达到了1.81万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投机资本的显著飙升令官员们非常担忧，他们开始收紧中国的资本控制。
中国采取的任何紧缩政策可能都有赖于Fed的举措。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说，如果美国今年晚些时候上调利率，将给中国带来加息空间。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又重拾计划经济时代的措施，对商业银行放贷设置额度。央行还将银行准备金率稳步上调至目前的17.5%，迫使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留作准备金。
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信贷增幅从去年10月的18%降至6月的15%。不过，要想措施有效还要靠监管部门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而抱怨得不到贷款的公司给监管机构的压力却越来越大。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说，贷款额度可能会暂时遏制通胀，不过人们对这个措施是否会继续执行下去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分析师预计政府将在今年下半年放松限制。
无论中国最终采取何种措施，持续10年的低通胀看来很可能已宣告终结。荷兰国际集团(ING)驻新加坡经济学家蒂姆·康登(Tim Condon)说，我认为中国的结构性通胀会加剧，通胀不到3%的时代已经结束，将进入更高（比如5%左右）的时代。
要想使通货膨胀明显降低，中国可能需要一位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式的人物。此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Fed主席的时候，为了遏制高达两位数的通胀，不得不让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衰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少数服从多数基础上的国家，产生这样一位人物的几率可谓微乎其微。（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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