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
弱美元、高油价——美国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市场的力量至少与美国政府的意图形成了某种“共识”。从根本上讲，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美国次贷危机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所累积的负面因素的总暴发。问题的实质是，美国过度消费，不储蓄，通过滥发美元毫无节制地膨胀其债务，美国政府及家庭都债台高筑，个人储蓄率下跌至接近零，国家及家庭的总负债相当于GDP的350%。故此，如果按照一个经济的自然调整逻辑应该是，美国政府要大幅削减其开支，房价下跌使得居民消费需求萎缩，逐步减少其对外债务的比重，这样美元重新获得支撑，资金才可能真正回流美国，摆脱其信用高度紧缩的状态。
显然，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而且美国经济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房价的进一步下跌而引发负资产问题，很可能触发比次贷更强烈的冲击波，从而加深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可见，调整的时间拖得越长，美国为此负担的成本越大，而且很可能是经济较长时间衰退。
当下美国政策的自然选择必然是，冀望找到某种方式，尽可能缩短此次全球经济调整的时间，尽可能向外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如果美国要少承担成本，那就意味着必然需要其他人更多地承担调整成本。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世界经济以某种危机的方式结束这轮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最为重要的迹象，那就是油价的飙升。
油价飙升完全成了一个独立的金融问题，或者是被操纵的工具。因为无论是从供需、成本、地缘政治、稀缺性、世界经济增长对于能源刚性需求预期等等基本因素来看，已经无法解释短期内油价急剧上涨的背景。
从供需看，世界原油产能和需求量一直是平衡的，甚至产能总是保持约大于需求；从成本看，中东产一桶原油成本仅5美元，全球平均产油成本也不会超过12美元；地缘政治只可能对油价形成短期的扰动，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当年油价也就上升了7、 8美元；谈到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以及能源的刚性需求，这个预期一直在，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应该均衡地反映到原油价格的上涨中。事实上也是如此。从2002年开始，世界原油价格年均价大致以每年10美元的速率上升，但是2007年8月份以后，情况显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短短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油价飙升了近70美元。
没有其他解释，弱美元、高油价——美国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市场的力量至少与美国政府的意图形成了某种“共识”。
从短期利益看，显然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这次是获得了天赐的喘息休整之机，这么短时间就能摆脱次贷风暴损失万亿美元的梦魇，谁能想到。1季度，油价飙升了40％，与油品相关的衍生品价值增加数万亿美元。
坦率地讲，在全球金融资本约束管理的今天，救活了美国的金融机构，就是从根本上缓解信用收缩的问题，有利于遏制经济衰退势头。你如果认为，美国意图仅限于此，那就是短视了。从根本上讲，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市场机构总是在憧憬，油价飙升将引发美国通胀的恶化，将导致联储政策重心的调整，转向升息，的确，美联储的官员最近也频频出来喊话，要关注通胀的变化。
但是，请大家永远记住，与美国的对外负债问题相比，油价导致的通胀问题永远是个小 CASE，美联储很久就不把自己当成一名忠实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捍卫者了（可能只有中国的央行还坚信如此），因为那不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的政策都是在围绕负债问题做文章，只要有利于负债问题的解决，意味着美元获得支撑，通货膨胀的问题自然就消失了。油价上涨的直接效果，是不断地消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多年辛苦累积的储蓄（不管是政府的、企业的还是居民的），很显然，这些储蓄的硬币另一面就是庞大的美国的对外负债。
如果说当今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最能扛住油价的冲击，那就是美国。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与上世纪 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20多年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美国已经完全变成了消费型经济体，80％三产，15％制造业，该转移都已经外移了，能源敏感度很小，经济对抗能源价格冲击能力很强。美国的产业都是居于世界尖端的高科技产业，军工、软件、传媒、数控机床、飞机，大部分是拥有高额垄断价格的超利润率产品，属于高附加值含量的产品。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收缩了部分利润空间，基本上可以在企业内部得以消化。格林斯潘几年前就说过，今天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反过来，油价上升的巨大成本自然很大程度上由承载着全球庞大的制造业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来承担。中国、印度都是实行能源补贴的国家，全球的金融资本看到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形成对赌局面，赌你财政能撑多久，赌你敢不敢取消补贴、放开油价，反复炒作需求因素，你要是不放开，就消耗你的财政（国家储蓄），消耗你企业和居民的财富；你要是放开，可能会冒通胀失控的风险。
面对两难，政策当局权衡之中，特别是可能当面临一个比较大短期冲击的时候，很自觉的选择是，延续补贴，把通胀压力延后，期望国际形势的转机，同时采用更强紧缩货币政策打需求，加快升值和大幅提高利率，信贷紧缩。
如此，经济硬着陆风险开始显现：企业面临两方面压力，成本上升，信贷紧缩，盈利下降，实质是生产率下降，本币的实际汇率有了贬值压力，这时政府财政状况开始恶化，储蓄被大量消耗，价格上涨导致进口激增，国际收支也可能开始恶化。要命的是，通常名义汇率快速升值被当作抑制通胀的手段，这时候很可能已经被忽悠到了高位，与实际汇率贬值的趋势形成巨大的落差，各方面条件具备了，资本就开始外流，我们过去看到的“货币攻击”的一幕其实并非虚幻。
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扛不住通胀压力，先行溃败下来，需求骤然下降，资金自然撤出商品市场，回流美元资产，美元顺势转强，美国通胀解决了，美国以外的世界陷入通缩，再重新开启新一轮周期。在这个资金回流的过程中，累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庞大储备大幅下降，与此对应的美国对外负债大幅下降。
我越来越感觉这一切，正在向我们走来。
请大家不要简单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预谋，那样容易使问题低级化。其实，金融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更多的是一种默契，当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时候，市场力量和政府某种意图形成默契，很容易达成“一致行动人”的效果。站在 2007年岁末憧憬黄金十年的经济学家们，谁又能想到仅仅半年时间，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文/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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