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风尚诸事皆要求证于西方，哲理人性概莫能外，这倒非西方太先进，只是我们太落后，历史欠债太积重了。譬如，国人爱绕弯子来说事，明明可以简洁明了讲清楚的，偏偏要舌头绕中心意思走啊走，最后做出个七步诗来。用心是良苦的，而且意皆在言外，倒真有几分禅语机锋的味道。这样也就难怪讲究"悟"的佛教在发源地印度都消散后，反而能在中国发扬光大。人性的土质是合适成就那样的参天大树的。当然，对于文化考古没什么研究的我，是不能确切的论述到底是国民性适合了佛，还是佛迎合了国民性的。但是，这不是我擅长的，也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而是要有个对比，东方有老子，用饱含东方特色的逻辑来论述无为而无所不为；在西方则涌动着相似的思潮，正如雅典的海水也曾也在也会涌上华夏的沙滩一样。他们也有讲求守静勿动，但是理由却比我们来的简单和直爽：为着自由的缘故。这倒不是说他们都是提倡自由的先驱，相反其中很多人是反对自由的，当然还是基于自由的缘故。不必一概的贬低或者抬高任何一方的观点，姑且先看看是怎么样从自由论证到不自由而最后的结论还是自由的：自由首先基于可能性的存在，可能性的存在则给人以选择的机会，在选择的同时自由才得到实现。因而存在绝对的真理，存在绝对的判断标准，存在唯一的思想行为的准则的时候自由就消亡了，因为这里选择已经没有了必要，一切都有了规则，人只需服从。唯有当人发觉自己的选择不一定正确的时候，他和社会才会有自由。所以，守住万万种的可能性，即是守护了自由，而这正是守住家门不出门，张弓搭箭引而不发的气质。何必行一事，走一路，把无限的可能性都丧失在盲目的欲望冲动之中，最后留给自己的只有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困乏。所以，他们反对力争追求，因为这只会葬送自由本身。但是，当人守住万万种的可能性，守护住了自由的时候，自由也就实现了。当然，这样的用心良苦，是不会不受到褒扬和谴责的。因为不会有人来告诉我们，自由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属性，更不会有人来判决那种是真自由，哪种是假自由。不过，人还是偏爱于这个戴着面纱的朦胧女人。
相形之下，东方老不爱拿自由说事，如果说战国春秋的大贤们不拿自由说事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路子，不必"以西洋为师"，那往后几千年都这样，就不能不引向于国民性了。特色之国情，无分优劣，但有偏见，不宽容之流，为古今所患。什么是偏见，过于提防，神经过敏即是也。唯有宽容胸襟可面向自由慷慨当歌。宽容，是一种真实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境界，是可以培育出一切最美好的花朵栋梁的土质。我少年中国，我老大中国，国民故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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