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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s' 56-inch Cinema 21:9 HDTV: not for Americans originally appeared on Engadget on Sat, 31 Jan 2009 06:58:00 EST. Please see our terms for use of feeds.
Read | Permalink | Email this | Comments坐卧站躺，中国人和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意思就是站着要像松那样挺拔，坐着要像座钟那样端正，行走要像风那样快而有力。
为什么欧洲人不懂得蹲。中国人城内乡下干什么的，都有蹲着的。摆摊买卖，蹲着；谈古论今，蹲着；下棋聊天，蹲着；切菜做饭，蹲着；找工等人，蹲着。
所谓蹲着，就是像猴子坐着的样子，猴子坐着屁股着地，而人蹲着屁股不着地。
我不知道，你所在国家的人是否蹲着，是否懂得蹲着，是否有蹲功，我只知道德国人不会蹲着，欧洲人好像没有什么蹲功。蹲着，中国人一大特色？未必！我儿子在德国出生长大，我们会蹲，懂蹲，可他没有一点点的蹲功。德国没有"蹲"的环境。
一蹲，因为穷。贫穷落后，在家或在外缺少就坐的条件，直接坐地上又会弄脏衣服，只好委曲蹲着了。人蹲着时间久了，就成为自然，自然以后就成为习惯，成为习惯了以后就很难改。我岳父山东人，他很有蹲功，哪怕改革开放后，家居条件好了，有沙发，看他高兴时蹲着，不高兴时也是蹲着。不高兴时蹲着皱眉头；高兴时蹲在沙发上吃面条。蹲着是否比坐着舒服，很难说，因为舒服或束缚，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别人无法替你感觉。
还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在南宁参加与德国金属公司的引进设备谈判，当时的项目领导人冶炼室主任老杨和我（因为我是翻译）住在星级宾馆，其他的同事级别不够，所以住在招待所。每天早上老杨起床第一件事是到招待所如厕。
老杨："小谢，我要到招待所办公事，坐便拉不出来，一定要蹲便。"
"你是办私事，如厕说成办公事的典故来源于王怀庆。"我跟老杨说北洋将军王怀庆的故事。王怀庆生平喜好马桶，常坐在马桶上办公，人称"马桶将军"。
南方海南岛人也很有蹲功，谁都是在外头蹲着干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父老乡亲个个喜欢蹲着，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他们家里还没有一张工作台。淘米，蹲着；煮饭，蹲着；切菜，蹲着。哪怕是现在过年，堂哥还是用竹匾放在地上，在竹匾上放着砧板，在砧板放着鸡，然后蹲着切鸡。
二蹲，因为懒。在家乡干活时，懒汉经常没事就偷懒，不在田地里干活，往往到田埂上蹲着，拿着一把锄头蹲着，装成干活的样子。人蹲久了就会变懒惰，因为蹲久了猛地站起来，便会感头晕眼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脑暂时贫血造成的。当人蹲着时，腰和腿都是曲折的，血液不能上下畅通。如果此时猛地站起来，血液便快速往下流去，造成上身局部缺血，但脑子和眼睛对氧气和养料的要求特别严格，来不得半点松懈，短暂的供应不足，也会使它们的工作发生故障，因而会有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感觉。如果本身身体就虚弱，情况会更严重些。所以，人们蹲着的时候觉得舒服，好不容易蹲下来，干脆蹲久一点，久而久之，人慢慢地变成懒惰汉。人蹲着就是屈服现实条件，固步自封，逼迫自己被动，不喜欢改革创新，不求进步。
蹲其实是被动的忍耐。中国人的忍耐力没有变。忍耐
(endure)是指"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忍耐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有压力，迫使中国人无盘旋的余地，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家族，过去四世同堂，一大群人朝夕相处，不忍耐，行否？！所以，中国人的相互容忍是世世代代训练出来的。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远超过西方人。忍让不同于忍耐。忍让包涵某种程度上权利的让与，忍让包括客观的容忍和主观的退让。所以，我认为，忍让就是西方人讲的宽容。宽容，在英语里叫
tolerance，在德语里叫 Toleranz.它源自拉丁语的 tolerare，原来是"忍受或忍耐"的意思， 但更广的意义
是"养育、承受和保护"。
蹲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某些医生的说法。据说蹲着如厕对便秘、痔疮、大肠憩室以及泌尿器官都有好处。有些医生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蹲少坐，那将是对自己各个脏器最好的锻炼。蹲着，使腹部、腿部、臀部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可以减少脂肪赘肉；蹲比坐更能消耗热量，可以有效减肥；人在蹲着时，心肺血流相对充分，从而减少冠心病、肺气肿的发生率、高血压的发病率。在蹲的状态下，膈肌上抬，站起来横膈下降，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肺活量因此增加。更有专家认为，女性长寿是蹲着如厕。人类在探索长寿的奥秘时，发现长寿总是青睐女性，这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采用蹲位有关。以如厕方式为例，女人比男人每天多蹲12分钟。女性平时的家务劳动也多为蹲姿。
三蹲，因为散。所谓散就是任意随便。人一旦懒惰以后，就有闲工夫，闲人无所事事，待业等工作，站着累了，蹲起来；游玩累了就蹲下去。
四蹲，因为漫。所谓漫就是不守纪律。蹲就是穷懒闲散的标志，所以蹲功不是功，蹲姿上不了大雅之堂。据说华人在新加坡，你不可以在比较繁华的街头蹲着，否则警察会把你带走。因为英国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完全没有蹲的现象，他们要求世人都应该和他们一样，不能蹲着，否则就是没素质。
我研究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的同时，想到蹲。好友周匀之（前星岛日报总编）说："中国人在美国排队，在欧洲排队，到香港也排队，但中国人在中国就不排队了。"
我认为，老老实实排队，依序前进，是了不起的法治文明。
正好相反，中国人在美国不蹲着，在欧洲不蹲着，到香港新加坡也不蹲着，但中国人在中国就蹲着。
蹲着，为什么呢？
写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９日，德国班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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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式改革30年来，以严重的社会分化为特征的经济腾飞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现象，公民权利的初步成长、公民社会的初步培育、以及公民遭受压制是另一重要现象。本人曾先后写过"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之一、之二和之三，对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路径进行初步的个人探索。现在，适逢"邓式改革"30周年的举国纪念时期，我就公民社会道路继续进行研究，写作这篇论文，当作系列文章的之四。
以下分五个标题，对邓式改革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分析。一，邓式改革与公民社会初萌，二，邓式改革与人权和公民权利，三，邓式改革与民间组织，四，邓式改革与社会治理结构变化，五，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第一个问题，邓式改革与公民社会初萌
今年是邓式改革30年，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的30年，其间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对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邓式改革的先期深入和后期停滞，改革已经造就了既得利益者和不得利益者，中国的权贵阶层已经基本形成，对邓式改革政策的评价只能说邓式改革是"百分之百的成绩"和"百分之百的失误"，而用中共传统的"三七开"方法或"四六开"方法总结邓式改革已经不合适宜了。30年来，人们不仅看到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看到了还有很多远未解决原来存在问题，同时也认识到邓式改革中出现新问题并不是"马体西用"的邓式改革所能够解决的。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邓式改革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的三十年。邓式改革有未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新有旧，长期积累下来，已经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如果这些问题处理失当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在邓式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面前，中国已经被引领到一个不得不重新选择道路的的十字路口，因此，在邓式改革3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纪念它，也要祭奠它。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趋同过程中，都有相同的趋势，就是走向公民社会。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科学发展、是不是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的和谐世界战略构想能否取得进展，这些问题都要放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和世界大潮去进行宏观的洞察。在回顾邓式改革30年风雨历程的时候，既要看到它对公民社会发展的积累，也要看到它对公民社会发展的阻碍，以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中国今后的道路选择提供有益的支撑。
全世界都在讲公民社会，西方在讲，东方在在讲，连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今年都说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那么，何谓公民社会？
人权，是以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为核心的各种国际人权公约普遍认可的人权，只要有了这样的人权，就是一个个有尊严的人；人权在社会交往中，就具体化为公民权，那些因为有人权而而具有公民尊严的人构成了社会，这个社会就叫公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宪法》第三十五条为核心的中国式权利法案如果能够真正落实，那么中国人民就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就可以称呼每一个中国人为公民，那么，中国就可以被称为基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含义。
在公民社会的宪政框架之下，每一个公民，从总统到公司职员，再到街头乞丐，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公民人格；并且，所有的法人公民，从政府到政党，再到
各种社会团体和企业，都和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公民人格，不存在这个组织必然高于那个组织的局面，也不存在一个党天然地高于社会的局面；个人公民之间，法人公民之间，个人公民和法人公民之间，都有权力出现，这些权力是从公民权利中合法出让出来的，它们用于社会的公共管理，于是，从前叫"统治"的东西，现在就叫"治理"；在公民社会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只有公民权力和职务的不同，没有公民地位的不同，这也有点类似于共产党人常说的话。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二个含义。
那些个人公民和法人公民为数众多，在公民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他们要想行驶自己的权利和权力，就需要组织起来，产生社会动员力，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公民社会的社会治理中去。于是在公民社会里，自主的、成熟的、有社会责任心的并有独立利益诉求的各种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数量充裕，形成公民社会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的外在特征。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三个含义。
这里先谈三个最重要的含义，当然，公民社会还有更多的含义。但是可以确定，公民社会首先是能够以法治来保证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权利单元必须是公民，同时，它的权力单元也是公民。当公民有了权利和权力的时候，他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才能是理所当然。
全世界都在走向公民社会，这是人性的要求，这是自由的要求，这是历史大势，谁也改变不了。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上，美欧式国家先行了百步，它们已经初步成为半成熟的公民社会；有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只走了半步，还在犹豫不定，还在四顾找路；北朝鲜和古巴一类的完全独裁国家根本就还没有迈步，似乎不知道当今世界有这样一条道路。
目前的中国还是党高于一切，领导一切，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党权依然在压制民权，虽经30年邓式改革，专制的形式有所改变，专制的基础有所松动，但党权代替民权的现状依然如故。宪法中关于民权条款虽然冠冕堂皇，但都不具备实际操作的意义，而关于党权的内容只在序言中，却有超越所有宪法条文的权威。因为如此一个情况，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端与发展受到强权的压制与阻碍，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而相当多的中国学者们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也只好蜷缩在"NGO（非赢利非政府组织）"研究领域，不敢迈雷池一步。
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登峰造极的君权时代，只是穿上了党权的外衣，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属于糟糕透顶，连国家主席都没公民权，其他公民就不用说了。这种登峰造极的极权统治到了邓小平时代有所变化，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虽然有所反复，但是一直在反复中逐渐好转。比如现在如果在饭前酒后议论时政不会担心别人去告密了；再比如，人们相互谈话时辱骂党政领导人通常也不会被镣铐加身了；再比如，在刚刚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时候还有人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被判处死刑，但现在就好多了，异议人士叫得再凶，通常也是遭到生存打压，至多监禁几年而已，没有了生命之虞。这样的进步虽然说有点惨淡，但毕竟也是进步。当人们为这样的进步欢呼的同时，已经说明公民权利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初萌，但人们也应该时刻铭记，这样的进步与现代公民权利概念还相差甚远。
30年来，中共当局每年都抗议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说三道四，不承认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问题的存在，但每年都重复一个陈词滥调，意思是说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已经有了十足的改观。这些声明里实际上都隐含着难圆其说的矛盾和无奈，党权压制公民权，党国压制民国，这样的状况毕竟没有改变，一个茁壮成长的公民社会毕竟还没有登陆东亚这个古国。但是，我们要善于迎接它，哪怕如飓风忽来。
中国，在改变的东西正在悄悄改变，没有改变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如果说邓式改革的30年来，中国在人权和公民权状况绝对倒退了，那就有失公允。但是，在邓小平对中国进行改革的同时，世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相对整个世界的脚步来说，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多少，也就是说和现代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拉大了。做一个公民，我们尚未做好，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中，我们肩负深沉，任重而道远。
第二个问题，邓式改革与人权和公民权利
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从其产生来看，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消失了，公民的概念也就不再使用。西方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公民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各国宪法普遍地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从其性质上来看，公民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两个方面。公民的自然属性反映出公民首先是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和存在的生命体。公民的法律属性是指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以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应由国家法律加以规定。
公民社会是美好的，但是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的伸张为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也是一个公民构成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公民国家。但是，有法律未必有法治，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中国大陆有没有公民？一些激进的朋友说没有公民，只有臣民、草民、愚民和暴民。其实，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确实是缺少公民社会的迹象和特征，1958以前，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就是中共的核心人物和部分民国遗老；然后到1966年之间，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只有中共的核心人物了；再然后到1976年之间，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就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随着邓小平改革的启动和深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人群范围又在逐步扩大…………
在邓式改革的过程中，人权和公民权先是从毛泽东的遗体上恢复到中共部分核心人物身上；然后又逐渐扩散到中共部分政治精英身上；再然后随着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推出，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逐渐由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分享，并垄断起来。目前的中国大陆以农民为最边缘，以城市为核心，城市又以党政人员为核心，党政人员又以中共中央为核心，中共中央又以9人政治局为核心，9人政治局又以1人为核心。中国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以这些各层次的权力核心为躯干进行附着，并与分享其不同份额人权和公民权。当然，越到核心，所分享到的人权和公民权越多。
距离中共内层核心距离越遥远的人群和阶层分享到的人权和公民权越少，这样一来，中国大陆不仅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精英形成了利益上的权贵阶层，而且人人权和公民权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些权贵阶层压制在各层次的草根阶层之上，自以为中国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很好，甚至宣称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好过美国5倍，而其实呢，是他们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好过西方5倍而已。用一种非制度化和非明文化的手段分割中国大陆十几亿人群，由精英垄断宪法所赋予的人权和公民权，更多的人被边缘化，形成中国的草根阶层，这就是邓式改革后中国大陆的权利分布，也是人权和公民权的现状。
首先，财产权是公民权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具有维护自己私有财产不被侵犯的权利，这里的私有财产应该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这个权利从前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具有，邓式改革后就成了精英权贵阶层共同分享，而普通民众则缺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邓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财富迅速在少数人手里集中，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财富，也没有足够的保护自己财富的权利。城市工商业经过邓式改革，一部分产权还保留在官府手中，更多的则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转移到精英权贵手中；农村经过邓式改革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农业看不到出路，农村也看不到出路，农民更看不到出路，大多数农民除了体力、少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并没有更多的财富，和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并无实质的区别。所谓的中国大陆公民，绝大部分人最主要的财富就是房子，但是他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房子，却连房子下的土地都不是自己的，从理论上和法理上来说，他们的房子住上几十年以后，将不属于自己。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财富随时都有被精英权贵阶层依仗国家机器剥夺的危险，这种危险每一天都在降临在不同的中国公民身上。非法征地和非法拆迁，当然还有"合法征地"和"合法拆迁"，等等，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制造血泪，就是因为中国公民没有足够的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缺少基本的公民权。
其次，思想信仰权和表达权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具有思想的权利，都有选择不同信仰的权利，并且应该具有思想表达和信仰表达的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罢工、游行和示威，这些都是表达的权利。没有表达的权利，真相就是空的，思想信仰权就是空的，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民恰恰就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们的表达权恰恰就是空的。人们根本没有收看美国CNN的权利，却鼓噪人们去抵制CNN，这是毫无道理的愚民政策；媒体遭受核心权力的垄断，与核心利益相背的思想和言论一概不许表达，不仅章诒和等人的言论遭到封杀，连邓力群的言论也遭到封杀，而邓力群其人却是当初中共总书记的候选人之一；工厂被权贵剥夺了，不许工人表达，土地被权贵剥夺了，不许农民表达，房子被拆了，不许居民表达，孩子在地震中因为豆腐渣工程砸死了，不许家长表达愤怒，只许人家表达感恩，等等，这些人算哪国公民？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北京为此开辟了几个公园专供游行示威，但是最终结果很"和谐"，也很可悲，喏大中国居然一片莺歌燕舞，没有一例游行示威事件，难道中国就"和谐"到任何不同表达都没有的程度？显然不是，事实上那些想去游行示威的人都被控制起来了。2008年的中国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天灾加人祸，我们的观念被抵制，我们的产品被抵制，我们的出国留学人员也遭到抵制，当我们质疑外界媒体对我们进行"不公正报道"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在自己的国家都无法获得真相，我们凭什么去苛责别人？连话都不许说"错"的国家值得世界尊重吗？没有真相，我们都在经历超乎想象的荒唐和无耻，但我们依然开不了眼。可悲！
再次，选举权，包括代议权和全民公决权，这是公民权的核心部分，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具有选举权，每个人都可以去投票，每个人都可以做为候选人去参加竞选，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没有参加过自由自主的选举，他们没有选举过自己的县长、市长和省长，更没有选举过自己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少数参加过选举的人大多是距离权力核心比较近的党政人员，况且他们也不是在参加自由自主的选举，而是投票内容和投票方式早就被领导打了招呼；更为要害的是，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是提前内定好了的，行政长官由中共各级党委事先决定，人大代表主要由中共各级组织部事先决定，政协委员主要由中共各级统战部事先决定，其他人和组织如果"乱来"，一概按照"非组织活动"进行弹压；中国大陆的独立候选人本来就寥寥无几，但他们的下场大多都非常惨淡，姚立法先生因竞选人大代表长期遭到监视和骚扰，孙文广先生因竞选人大代表长期被当局当做异议分子和危险分子对待，张树斌先生因"预谋"竞选国家主席遭到劝阻和监视，陕西还有一位先生先期因"私自"参与竞选被查到"污点"劳动教养了三年，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一一赘述。西方人曾经提出过，不选举，不代议，就不纳税，因为没有选举就不是公民。我们老大中国，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公民？
然后，结社权、组党权、社会治理参与权，这是公民权的实质内容，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应该具有相互联系的权利，应该具有在联系中自主组织起来的权利，应该具有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但是，中国人民不具有自由自主组织社团和政党的权利，因为中共宪法规定一切都必须在中共的领导之下，那么，中国大陆就只能允许中共和中共所能容许的几个政党存在；那么，中国大陆的一切组织都只能在中共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存在，虽然也有一些假惺惺的"民间组织"，但都不外乎中共的监视视野。为什么允许共产党人组党，而不允许别的公民组党？这在常识上都说不过去嘛！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必然是强词夺理。众所周知，1998年，有很多异议人士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到当局的管理部门递交名单进行依法登记，却被按图索骥抓了个遍；**功之所以遭到严酷镇压，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半组织化程度使当局感到难以控制，然后立刻就由"众星捧月"状态变成了"过街老鼠"状态；其后，在中国大陆，一切公民自主组织化的趋势都被严格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异议人士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正常交往遭到了更加严酷的监视和干扰，甚至很多人变相地失去了行动自由；最近，北京一部分律师公开声明，北京90%的律师没有参加过律师协会的组织和选举工作，要求修改律师协会章程，并重新选举，也遭到了当局严厉的批评，并被指责为一群"不明真相"的律师，请问：在中国，如果律师都成了糊涂人，那还有明白人吗？公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表达利益和意愿，才能参加对权贵的集体谈判，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公民有几个能自由自主地组织起来？
没有公民权利的公民是匪夷所思的，没有公民的公民社会是匪夷所思的，没有公民组织的公民社会也是匪夷所思的。做一个公民，我们尚未做好，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中，我们肩负深沉，任重而道远。
第三个问题，邓式改革与民间组织
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虽然经历了数百年来的迅速发展，以至全球化特征急遽显现，但是，财富积累和资讯渠道依然有限，公民个人全面发展的水平也依然有限，那么，公民做为个人，其表达能力就必然是有限的，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也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公民权利即便在法理上非常充分，但是如果公民独自行使公民权利，社会发展状况尚不具备完全条件。在如此情况下，公民要想尽可能多地行使法理上的公民权利就必须相互联系，并组织起来，通过组织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组织起来的权利是公民形成社会的权利，有了这样一个权利，才会出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才能形成公民社会。单个的公民只有组织起来，
才具有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权利自由地组织起来，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因为"公民"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社会概念。
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财毁人亡，损失惨烈。大地震发生后，当局全力以赴，民间也积极介入，一切都为生命让路，当局成为救灾主力，而民间力量也自发地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很多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也在第一时间动员起来，短期内就集中了上千个民间组织的成员以及上万名志愿者。各路大军涌向灾区，或进入灾区探寻生还者，或协助指挥交通，或照顾伤残灾民。但纷沓而至的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使当局猝不及防，在协调各方救灾力量方面当局立显局促之态。于是，救灾史上极其荒唐的一幕出现了，一方面是千百万难民几个星期没人救助，另一方面是大批民间组织和志愿者被当局劝阻，四川省当局曾要求不要前往灾区。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总是有的：比如，道路狭窄，志愿者的车辆大量涌入，使救灾交通更加混乱，志愿者的饮食供应给灾区平添了许多负担，等等。当然，有一些民间组织在救灾过程中不按照当局的统一安排而自行活动，遭到了一定的打压，也有一些志愿者私自披露灾区里不该被披露的情况，而遭到拘捕。这是另外的话。
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长期被压抑的民间力量突然爆发，这些民间力量表面上是积极参与救灾，潜意识里或者明确的意识里还有透露出一种要求，就是要求参与社会治理，要求对当局进行公民监督。但是，当局固有的意识形态本性未泯，又受到体制内顽固势力阻挠和传统规则的束缚，对纯粹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始终保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当局没有勇气也没有技巧去驾御这些突然涌现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因为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是"潘多拉魔盒里"暗藏的"公民权利妖魔".所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区的遭遇就是要么屈从，要么接受招安，要么被打压，这和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是相一致的。
邓式改革30年来，面对外部世界的人权和公民权诘问，总是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搪塞。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哪里都有地大物博现象，哪里都有人口众多的现象，哪里都有历史积淀沉重的事实，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特色"的表象，本身并不能算是中国特色，真正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党天下"特色。因为是"党天下"，所以，脱离中共的政党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同样，脱离中共的任何社团组织也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根据中共的《结社法》，要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就要经过民政机关的批准，而不是按照世界通例进行备案，这是其一；要想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先在的合法机构的领导，这个先在的机构当然是党政部门，而党政部门必然要接受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其二。
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7 年6 月底， 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 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19.4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
万个； 基金会1193 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则在200 万至270
万之间。官方的统计和研究机构的统计差别如此之大，原因主要就是社团登记批准的门槛过高，一些民间兴趣性社团因为主动回避参与政治诉求，而不被当局打压，于是就选择了不参加登记批准。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存在着以下10
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
(10)宗教社团。
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太落后了。日本平均400人、美国平均不到200人、英国平均100人就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中国平均4000人才有一个民间组织，即使将未获得法律合法性的草根组织也纳入，也平均约2000人一个才拥有一个民间组织。2005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2，600亿美元，占GDP的2.1％，人均捐款833美元；而中国同期慈善团体接受社会捐赠资金28.9亿元人民币，仅占GDP的0.015％，人均捐款仅2元人民币。横向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处在快速生长但仍相当不足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几乎都不是自由自主的，而是遭受权力挟持的。
表面上看，邓式改革30年来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协会、学会、笔会，等等，遍地开花，但其实无不尽入中共"囊中".即便以上10类"法外"民间组织，表面上看是没有去登记批准，但几乎都不是"自行"成立的，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是在一种政治潜规则下进行"合法"生存。专制体制下，"合法"与"法外"的根本区别是对统治者的态度，屈从了，就什么都"合法".如果有人幼稚地看见一些"法外"组织的存在，就去自行成立和公民权利有关组织，那就等着当局给你好脸色看吧！邓式改革是当局主导型改革，其目标之一是以国家的繁荣来提升当局的合法性。因此，民间组织并非是完全独立于当局之外并与当局平等博弈的公民社会性质的民间组织，而是在当局的掌控之内。对当局而言，既需要民间组织作为一种辅助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努力削弱民间组织的对抗性以维护政局的稳定。
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典型的当局主导型民间组织，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而其中，官性是主要的，民性是次要的。它们都还不能准确地被称为民间组织，但是，为了和党政机关进行名称上的区分，也只能这样称呼了。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当局创建，并受当局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虽然中共党政部门力图增大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屡屡发布文件，规定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是当局对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国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些过渡性特征。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很不成熟，民间组织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中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无论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民间组织的这种过渡性，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种宏观背景相一致的，是社会转轨过程在民间组织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民间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社会的强势力量形成平衡，以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那么弱势群体的自主组织显然应该是更加活跃的，但目前民间组织在弱势代言上表现力较弱，不足以赋权公民。
从中国民间组织自身来看，良莠难分、管理失范、方向不明，"合法"与"非法"并存、与当局合作的与抵制的并存、体制内的与体制外的并存、营利的与非营利的并存、有形的与无形的并存。这些问题都与当局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和选择性培育有关，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民间组织的畸形发育。确实有一些党政官员对民间组织至今仍缺乏正确认识，他们或者还没有看到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正在中国迅速崛起，或者认为民间组织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把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当局的异己力量，或者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东欧"颜色革命"中的反政府作用而感到十分害怕，或者把民间组织简单地当作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同时，也有一些公民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公民教育，认识不到民间组织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性，出于传统恐惧而拒绝参与任何民间组织和非政府活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是体现公民参与更为核心的方面。公民社会指数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如果问一个人是不是参加过给报社写信、在请愿书签名、参加抗议示威游行等活动，大部分会回答："没有参加过"，同时很多人会非常紧张地解释，自己是一个良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
尽管民间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甚至经常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表现出一种负面的影响，然而，必须承认，它们对于中国也是一支积极的力量，起码对公民权利的唤醒有暗示作用，并为今后公民社会的继续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着与党政部门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它们也有维护公民利益的天然倾向。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于当局而言恰如一把双刃剑，当局的政策和行为得当，就容易赢得民间组织更多合作；反之，民间组织与当局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当局的对立面。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中国人民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官性"十足，所以，当公民个人不善于利用民间组织的时候，中国民间组织就容易"进化"为被当局伤害公民的帮凶；而当公民个人善于运用民间组织的时候，民间组织则容易"退化"为公民的有益助手。
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法律、政策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广受争议，却迟迟并未改变。究其根源，法律、政策的规定其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问题，问题的本质是现有的"党天下"制度是否足以容纳公民的自由权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愈渐遇到的制度困境一样，民间组织的发展说到底也面对着政治架构的开放度问题。可以看到，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公民权利，都是目前政府审批和法律严格限制的领域。那么，当局为什么担心公民自由，比如结社权利呢？因为担心引起社会不稳定，一方面担心社会冲突引发群体暴动，另一方面担心出现政治组织引发颜色革命。对于前者，社会秩序其实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公民自由比较充分、民间组织发达的国家，协调秩序与自由的方法就是法治。例如，游行是公民权利，但是践踏草坪可能是违法的，打砸抢肯定是违法的；公民结社是自由的，但是行骗、贪污公共资源，任何人都是不行的，社团也同样不行。
一党独大，众小相随，一大并众小，这就是中国民间组织的现状。概括中国民间组织的特征，可以用四句话来形容：数量在增加，总量尚不够；总量在增加，质量尚不够；收费在增加，服务尚不够："官性"在增加，"民性"尚不够。
第四个问题，邓式改革与社会治理结构变化
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大多数都是"统治"带来的文明，社会管理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统治"为特征，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大多数都是统治者和管理者压制一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草民、臣民、子民、愚民和刁民，在现代专制社会里，他们又叫人民群众，或者叫"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适当的时候，他们也叫"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
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除了臣民社会，还有一种社会形态，叫做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公民是有权利的，他们依不同的文明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去。古希腊的公民社会虽然把奴隶和战俘排除在外，但毕竟有过很长时间的公民社会，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走向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社会管理在更多的时候淡化了统治色彩，而以治理为特征。治理，古已有之，人们的理论总是滞后。
关于治理，各国学者有不同的论述。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并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治理意味着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管理者、建设者和反对者中既包含有公共机构，也有私人机构。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起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公共管理平台，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以政府和民间都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是政治领域也是社会各领域改革的重要课题。说得明白点，治理就是在承认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生存"的权利的前提下，所有成员之间通过参与和互动找出保证所有成员共同生存的方法，如果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说法，治理就是共有、共治、共享，这就是现代治理的基本含义。
治理是对单一管理否定，是在承认不同主体共存的基础上的共同协调，是共和精神的另一种语言表述。毫无疑问，"党天下"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之前，社会没有多元化之前，社会的治理特征是不可能大量存在的，更多的只能是统治，只能是"党国"力量对整个社会的全面覆盖，其实这正是治理和统治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现代治理是和公民社会成长相辅相成的。
中国，邓式改革30年来，已经进行了一些制度变革，而且随时都面临着更深刻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社会管理方式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不论是否出于当局的自愿，它每一天都在积累着，迫近着。是官进民退，还是民进官退，这是统治向治理转型的外在现象和实质内容。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把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用宪政进行驯服，以促使被压抑的公民权利继续伸张，直至各方利益达到基本的平衡，从而实现起码的社会公正。也就是说，正面临的中国治理改进主要表现在当局的缩权和民间组织成长方面，当然，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会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是有所促进的。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认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专制政府和权贵政府更加符合这一理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以稳固政权作为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会运用多种手段，但其中以发展经济改善大众福利水平无疑是最持久有效的手段之一。邓式改革开启之后，大陆当局一直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而国外经验和中国实践也表明，放松管制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但放松管制的限度在于不危及政权的稳定。于是，大陆当局在力所不及的时候，也选择性地培育一些半官半民的民间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于是就出现了以"党天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萌芽。
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专制政府必然会根据各类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服务的种类对它们实施分类控制，中国大陆当局由于奠基于"党天下"基础之上，使这种"控制愿望"成为可能。当局的强势地位使之可以有选择地培育民间组织，而非赋予民间组织以同等发展的机会。于是，哪些人能够分享权力，能够行使公民权利，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不是人们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当局说了算。在专制体制下，根据政治风险和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交叉关系，当局将民间组织分为四类：1、高风险高收益，如工会；2、高风险低收益，如异议团体和政党组织；3、低风险高收益，如商会和基金会；4、低风险低收益，如草根NGO和兴趣组织。在这四类民间组织中，商会无疑是当局的首要培育对象，而且，也只有配合当局的商会才是当局的培育目标，当然，其他民间组织只要和当局配合，当局也会把它当作亲儿子，而不会当做干儿子来迫害。是亲儿子，还是干儿子，这是问题的要害。
邓式改革30年来，在各类民间组织中，商会发展最为显著。从数量上看，截止2005年底，全国各级行业性社会团体和商会已达53000余个，超过专业性、学术性、联合性社团而成为我国第一大类社团。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这些还在中共体制内的组织相比，商会有着相对的民间性和自主性；与草根组织和异议团体相比，商会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当局的选择性培育使商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的同时，并没有使商会产生更高程度的自主能力，也没有使商会产生更多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商会成了当局的附庸，有时候甚至成了帮凶，它们扮演了一个多数情况下遭受公民鄙夷的"二政府"角色。商会如此，承受当局眷顾的协会、学会和基金会，等等，无不如此。
因为"二政府"的本色，这些年来，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分享各种商会和协会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都遭受来自他们的不法侵犯。民间组织成了当局和官僚收拢民间财富的中介，有点类似于为地主收租子的"狗腿子".比如，私营工商业协会号称是最大的民间组织之一，很善于和权力配合，它们每年强行收取会费成了弱小企业的一个重要负担；再比如，私营企业工会，每年强行收取的会费，也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负担；又比如，最近暴露出来的消息，说北京律师协会每年收取的会费就有好几千万之巨。当然，批发各种各样的牌子进行收费，里面猫腻就更多了，一块"诚信企业"的牌子值很多钱，年年批发。这些钱不交行吗？根据我的经历，不交是不行的，如果不交，正常营业的手续当局不给年检，或者当局会用别的法子折腾的。收来的费用那里去了呢？当然一部分是被协会和当局瓜分了，另一部分是被协会和官僚瓜分了，有钱大家一起抢，这是公开的秘密。
当局的选择性培育使商会成为一个强势的民间组织，但商会又是一个自利性的。因此，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中，商会的组织化和强势地位使之有能力侵犯自己成员的利益，同时也会使之侵犯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组织价格同盟，侵犯雇员权利，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切都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稍有希望之后又产生了极端厌恶情绪。商会将自己与当局的关系定位为一种合作关系或补充关系，而非一种博弈关系。商会的负责人大多声称自己是协助当局工作，更多的是期望获得当局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了，人们也早已看到他们协助当局多，协助会员少，协助公民更少。
不过，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大量民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推动经济发展，有利社会团结的例子，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微笑列车、新长城计划等众多公益项目，里面都有民间组织的活跃的身影。他们通过积极反映民众诉求，动员社会资源向农村和偏远地区流动，向贫困群体流动，以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获得生存和学习发展的机会。在社会倡导方面，民间环保组织走在前列，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民间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等领域，积极倡导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作用显著。近年来，社区维权、集体建房运动、参与式公益等公民的集体行动越来越频繁，形式也越来越成熟，公民有序的治理参与受到社会各方积极关注。
公民的治理参与和集体行动是体现公民权利更为核心的方面，也是社会管理由统治转化为治理的重要内容。一个理想形态的公民社会是政府与社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和平共处、互相制约、互相妥协，多者互为一体，实现动态均衡发展。只有社会组织之间的全面而均衡的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而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民间组织发展，这已是共识。但社会组织能否全面、均衡并健康地发展，关键在于制度。有一种制度能够容忍公民权利的伸张，能够容忍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反对力量）的在社会治理中积极作用，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还有一种制度，就是"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它惧怕公民权利的伸张，惧怕社会组织超越专制的动员力，这种制度只能在统治的更替中恶性循环。中国的管理事物，如果要从统治到治理进行转型，别的办法没有，只能是破除一党专制，实现以公民政治为基础的多党政治。
第五个问题，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邓式改革30年来，从整体上说，粗略地经历了改革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完成了一个类似自然气候的完整循环。1984年之前，算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除了极少数"反革命"，似乎一切都被改革激发了活力，到处都在孕育着希望；1984年-1989年，算是烈日炎炎的夏天，似乎一切都在燃烧，物价在燃烧，投资在燃烧，官倒和贪污也在燃烧；1989年-2002年，算是硕果累累的秋天，虽然有一些人多收了三五斗，但大多数人都能安心消费自己斗里的粮食，似乎盛世已经来了，但寒气已经开始浸染人们的生活了；2002年-2008年，算是寒风袭人的冬天，一切大的改革措施都停滞了，好象是动物去冬眠了，不敢出来，只怕冻死，同时，一个围绕党政核心运转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形成了，更多的人堕入了失望之中，形成了不得利益者阶层。
有什么样的利益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在我的语言模式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叫邓式改革，因为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精英启动的，一开始别人根本不能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而后来则是由权贵集团来共同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权贵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这样的一场改革，根本不具备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它完全把广大公民屏蔽在改革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之外，而最终也必然把广大公民的利益屏蔽在改革之外。这也是改革在"党天下"进行的必然的起因与后果。
以党政核心为核心的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邓式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不论初衷多么美好，不论口号多么激扬，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所造就的邓式改革必然以政府利益为形象包装，达到官僚权贵利益最大化的实质后果。而邓式改革至今的贫富分化现状也正好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少数人已经在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利用权力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大多数财富。当GDP在快速发展，并被当局津津乐道的时候，一个残酷的事实是，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GDP的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所占有，500个党家族所垄断的财富早已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吸血鬼。既得利益者阶层已经把不得利益者阶层远远抛在社会发展的后面。
从毛泽东的"党天下"到邓小平的"党天下"，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党天下"本身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有人说："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邓式改革经过30年的漫长跋涉，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被改革的游戏淘汰出局。权力核心外围聚集的大多数人，原来以为小康真的快来了，现在却又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在为温饱而努力。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失业工人在领取"低保"，拆迁户在寻找住处，农民……。于是，当局发言人就敢说：生存权，饿过才知道人权。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中国人民永远都会为温饱而挣扎，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和公民权。
在官僚权贵经济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驰的并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则可能是：末路狂奔，因为经济的畸形发展已经从各方面悄悄撕裂了这个国家。对改革后果的不满情绪在大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虽然他们经常能够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反对改革，也不是变革改革路线。但是很显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3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说过，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可以宣布：改革完蛋了，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作为一个亲历过长期落后的中国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那里是一个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一个信念执着共产党老人，维护中共的统治在邓小平那里又是一个重要价值。在邓看来，只要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只要能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其他都不重要。公民权利，党政分家，政治改革，这些都要为他的两个重要价值让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说白了，这还是延续中国几千年来的"牧民"思想，用一些极端异议人士的话来说，当局根本就不是为人服务，而是在喂猪。而今日中国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和高速公路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眼前挪开的时候，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
邓式改革改革已经失败了，它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分裂，经济权利分裂了，文化权利分裂了，政治权利分裂了，分裂的结果就是一个占有财富众多的权贵集团，他们在继续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压榨人数众多的草根阶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制度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少数人制度性地占据的权利超越多数人，这都是由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不均衡引起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制度问题。制度，政治体制不变革，已经不行了。
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几乎从来就不是中共当局的事情，相反，公民权利和民间组织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权利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再次强调，经过邓式改革后的中共本身，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虽然它的党员数量庞大，但几乎没人信仰共产主义了，它的任何政策制定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中共，已经成了一个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包装的权贵政党，这个党的核心本身就是权贵核心。当一个政党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政治理想就死了，当一个制度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活力和改革动力就没有了。这就是2002年以来，中共的邓式改革没有推出任何重大举措的根本原因，邓式改革到了这一步，权贵利益大到不能再大，草根利益小到不能再小，一旦推出新的重大改革举措，就必然会影响到权贵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望中共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升公民权利并扩张公民社会，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邓式改革30年后，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僵化的舞台，在这个既定的制度舞台上，中共领袖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尽管我的一些文字中不乏对他们的尖锐讥讽，但我依然承认，他们也只能这样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江泽民、李鹏、朱溶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等，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制度正在不由分说地剥夺中共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2008年，中共领导人就想演戏一样到处去"救火"，从他们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在前台表演，后台的权贵集团操纵着中国的走向，并形成一种貌似不可更改的惯性。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亲民秀"和"救火秀"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喝彩，但是，如果企图用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解决中国大陆复杂的利益冲突，这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比领袖的奇禀异赋要可靠得多。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谁都知道了，问题是怎么去改变这个制度。邓式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中国人民将何去何从？
问题到了这里，人们就会发生另一个疑问，这个制度糟糕到如此程度，难道就能维持下去，难道不会立刻垮台吗？本人今年夏天路过南京的时候，拜访了一位老友，他是前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现已退休。和他聊到局势的时候，他说：目前的当局是历史上最反动的统治者；他又说：他只做理论研究，并不急于鼓动更换这个最反动的统治者，因为社会发生变革以后，他的财政退休金可能会失去保证。这一次谈话结束后，我深深地意识到了一个政权的稳定，并不象当初中共灌输给我的那样，是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当权贵集团本身能够团结稳定以后，这个政权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的稳定。连最鄙视这个政权的人都不愿意更换这个政权，这就是人性之恶面的力量，这就是利益的力量，这就是权贵的力量，也就是学界所说的惯性的力量。
但是，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一点，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权贵之所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于是，就要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于是，社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就是以宪政为前提的公民社会来临的时候。权贵集团是这样，中共当然也是这样。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即便政局发生了变动，但制度本身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扭转。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反对派振作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表达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邓式改革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的历史，它最初表现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对保守派的持续反对，没有这些反对，根本不会有什么改革。现在，经过改革后的权贵化进程，中共体制内部的意识形态派别已经淡化，不管什么派都成了维护共同利益的一个大的权贵派，也就是权贵集团。如果说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一个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记住，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如果你想做一个公民，那你就要从反对开始。人们应该记住，只有争取到反对的权利，参与建设才是可行的责任。
2008年，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西藏抗议事件证明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和谐宣传是虚假的；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中国民间社会有崛起的积极愿望；瓮安起义证明了这个政权在民间的合法性已经丧失了很多；毒奶粉事件证明了权贵集团的专制统治不仅妨碍到异议人士的生活，而且已经危害到平常人的生活；奥运会的举办证明了专制体制做一件大事必须对民众进行全面防范；那么这时候，一个历史的机会可能就快来临了。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现在，历史已经把机会交给了中国的反对派。现代政治更多地表现为表达冲突和表达较量，选择屈从和暴力都不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捷径，那么，以非暴力为特征的反对派，就任重而道远了。
以反对的精神，走建设的道路，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如果你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如果你要唤醒别人去做一个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爱护这个国家，就要先爱护自己，先关注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勇敢地向一切危害我们自己的势力表示我们应有的反对；爱护这个国家就要爱护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公民，向危害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一切势力表示我们的应有的反对。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尽快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并且能够非常安全地实现和平转型。我们都应该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做一个有权利也能尽到责任的公民，做一个因为有人权而有尊严的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尊严，我们的祖国才是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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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式改革30年来，以严重的社会分化为特征的经济腾飞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现象，公民权利的初步成长、公民社会的初步培育、以及公民遭受压制是另一重要现象。本人曾先后写过"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之一、之二和之三，对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路径进行初步的个人探索。现在，适逢"邓式改革"30周年的举国纪念时期，我就公民社会道路继续进行研究，写作这篇论文，当作系列文章的之四。
以下分五个标题，对邓式改革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分析。一，邓式改革与公民社会初萌，二，邓式改革与人权和公民权利，三，邓式改革与民间组织，四，邓式改革与社会治理结构变化，五，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第一个问题，邓式改革与公民社会初萌
今年是邓式改革30年，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的30年，其间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对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邓式改革的先期深入和后期停滞，改革已经造就了既得利益者和不得利益者，中国的权贵阶层已经基本形成，对邓式改革政策的评价只能说邓式改革是"百分之百的成绩"和"百分之百的失误"，而用中共传统的"三七开"方法或"四六开"方法总结邓式改革已经不合适宜了。30年来，人们不仅看到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看到了还有很多远未解决原来存在问题，同时也认识到邓式改革中出现新问题并不是"马体西用"的邓式改革所能够解决的。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邓式改革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的三十年。邓式改革有未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新有旧，长期积累下来，已经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如果这些问题处理失当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在邓式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面前，中国已经被引领到一个不得不重新选择道路的的十字路口，因此，在邓式改革3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纪念它，也要祭奠它。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趋同过程中，都有相同的趋势，就是走向公民社会。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科学发展、是不是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的和谐世界战略构想能否取得进展，这些问题都要放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和世界大潮去进行宏观的洞察。在回顾邓式改革30年风雨历程的时候，既要看到它对公民社会发展的积累，也要看到它对公民社会发展的阻碍，以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中国今后的道路选择提供有益的支撑。
全世界都在讲公民社会，西方在讲，东方在在讲，连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今年都说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那么，何谓公民社会？
人权，是以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为核心的各种国际人权公约普遍认可的人权，只要有了这样的人权，就是一个个有尊严的人；人权在社会交往中，就具体化为公民权，那些因为有人权而而具有公民尊严的人构成了社会，这个社会就叫公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宪法》第三十五条为核心的中国式权利法案如果能够真正落实，那么中国人民就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就可以称呼每一个中国人为公民，那么，中国就可以被称为基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含义。
在公民社会的宪政框架之下，每一个公民，从总统到公司职员，再到街头乞丐，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公民人格；并且，所有的法人公民，从政府到政党，再到
各种社会团体和企业，都和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公民人格，不存在这个组织必然高于那个组织的局面，也不存在一个党天然地高于社会的局面；个人公民之间，法人公民之间，个人公民和法人公民之间，都有权力出现，这些权力是从公民权利中合法出让出来的，它们用于社会的公共管理，于是，从前叫"统治"的东西，现在就叫"治理"；在公民社会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只有公民权力和职务的不同，没有公民地位的不同，这也有点类似于共产党人常说的话。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二个含义。
那些个人公民和法人公民为数众多，在公民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他们要想行驶自己的权利和权力，就需要组织起来，产生社会动员力，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公民社会的社会治理中去。于是在公民社会里，自主的、成熟的、有社会责任心的并有独立利益诉求的各种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数量充裕，形成公民社会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的外在特征。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三个含义。
这里先谈三个最重要的含义，当然，公民社会还有更多的含义。但是可以确定，公民社会首先是能够以法治来保证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权利单元必须是公民，同时，它的权力单元也是公民。当公民有了权利和权力的时候，他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才能是理所当然。
全世界都在走向公民社会，这是人性的要求，这是自由的要求，这是历史大势，谁也改变不了。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上，美欧式国家先行了百步，它们已经初步成为半成熟的公民社会；有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只走了半步，还在犹豫不定，还在四顾找路；北朝鲜和古巴一类的完全独裁国家根本就还没有迈步，似乎不知道当今世界有这样一条道路。
目前的中国还是党高于一切，领导一切，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党权依然在压制民权，虽经30年邓式改革，专制的形式有所改变，专制的基础有所松动，但党权代替民权的现状依然如故。宪法中关于民权条款虽然冠冕堂皇，但都不具备实际操作的意义，而关于党权的内容只在序言中，却有超越所有宪法条文的权威。因为如此一个情况，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端与发展受到强权的压制与阻碍，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而相当多的中国学者们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也只好蜷缩在"NGO（非赢利非政府组织）"研究领域，不敢迈雷池一步。
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登峰造极的君权时代，只是穿上了党权的外衣，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属于糟糕透顶，连国家主席都没公民权，其他公民就不用说了。这种登峰造极的极权统治到了邓小平时代有所变化，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虽然有所反复，但是一直在反复中逐渐好转。比如现在如果在饭前酒后议论时政不会担心别人去告密了；再比如，人们相互谈话时辱骂党政领导人通常也不会被镣铐加身了；再比如，在刚刚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时候还有人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被判处死刑，但现在就好多了，异议人士叫得再凶，通常也是遭到生存打压，至多监禁几年而已，没有了生命之虞。这样的进步虽然说有点惨淡，但毕竟也是进步。当人们为这样的进步欢呼的同时，已经说明公民权利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初萌，但人们也应该时刻铭记，这样的进步与现代公民权利概念还相差甚远。
30年来，中共当局每年都抗议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说三道四，不承认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问题的存在，但每年都重复一个陈词滥调，意思是说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已经有了十足的改观。这些声明里实际上都隐含着难圆其说的矛盾和无奈，党权压制公民权，党国压制民国，这样的状况毕竟没有改变，一个茁壮成长的公民社会毕竟还没有登陆东亚这个古国。但是，我们要善于迎接它，哪怕如飓风忽来。
中国，在改变的东西正在悄悄改变，没有改变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如果说邓式改革的30年来，中国在人权和公民权状况绝对倒退了，那就有失公允。但是，在邓小平对中国进行改革的同时，世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相对整个世界的脚步来说，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多少，也就是说和现代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拉大了。做一个公民，我们尚未做好，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中，我们肩负深沉，任重而道远。
第二个问题，邓式改革与人权和公民权利
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从其产生来看，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消失了，公民的概念也就不再使用。西方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公民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各国宪法普遍地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从其性质上来看，公民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两个方面。公民的自然属性反映出公民首先是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和存在的生命体。公民的法律属性是指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以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应由国家法律加以规定。
公民社会是美好的，但是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的伸张为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也是一个公民构成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公民国家。但是，有法律未必有法治，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中国大陆有没有公民？一些激进的朋友说没有公民，只有臣民、草民、愚民和暴民。其实，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确实是缺少公民社会的迹象和特征，1958以前，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就是中共的核心人物和部分民国遗老；然后到1966年之间，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只有中共的核心人物了；再然后到1976年之间，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就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随着邓小平改革的启动和深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人群范围又在逐步扩大…………
在邓式改革的过程中，人权和公民权先是从毛泽东的遗体上恢复到中共部分核心人物身上；然后又逐渐扩散到中共部分政治精英身上；再然后随着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推出，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逐渐由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分享，并垄断起来。目前的中国大陆以农民为最边缘，以城市为核心，城市又以党政人员为核心，党政人员又以中共中央为核心，中共中央又以9人政治局为核心，9人政治局又以1人为核心。中国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以这些各层次的权力核心为躯干进行附着，并与分享其不同份额人权和公民权。当然，越到核心，所分享到的人权和公民权越多。
距离中共内层核心距离越遥远的人群和阶层分享到的人权和公民权越少，这样一来，中国大陆不仅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精英形成了利益上的权贵阶层，而且人人权和公民权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些权贵阶层压制在各层次的草根阶层之上，自以为中国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很好，甚至宣称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好过美国5倍，而其实呢，是他们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好过西方5倍而已。用一种非制度化和非明文化的手段分割中国大陆十几亿人群，由精英垄断宪法所赋予的人权和公民权，更多的人被边缘化，形成中国的草根阶层，这就是邓式改革后中国大陆的权利分布，也是人权和公民权的现状。
首先，财产权是公民权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具有维护自己私有财产不被侵犯的权利，这里的私有财产应该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这个权利从前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具有，邓式改革后就成了精英权贵阶层共同分享，而普通民众则缺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邓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财富迅速在少数人手里集中，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财富，也没有足够的保护自己财富的权利。城市工商业经过邓式改革，一部分产权还保留在官府手中，更多的则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转移到精英权贵手中；农村经过邓式改革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农业看不到出路，农村也看不到出路，农民更看不到出路，大多数农民除了体力、少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并没有更多的财富，和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并无实质的区别。所谓的中国大陆公民，绝大部分人最主要的财富就是房子，但是他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房子，却连房子下的土地都不是自己的，从理论上和法理上来说，他们的房子住上几十年以后，将不属于自己。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财富随时都有被精英权贵阶层依仗国家机器剥夺的危险，这种危险每一天都在降临在不同的中国公民身上。非法征地和非法拆迁，当然还有"合法征地"和"合法拆迁"，等等，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制造血泪，就是因为中国公民没有足够的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缺少基本的公民权。
其次，思想信仰权和表达权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具有思想的权利，都有选择不同信仰的权利，并且应该具有思想表达和信仰表达的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罢工、游行和示威，这些都是表达的权利。没有表达的权利，真相就是空的，思想信仰权就是空的，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民恰恰就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们的表达权恰恰就是空的。人们根本没有收看美国CNN的权利，却鼓噪人们去抵制CNN，这是毫无道理的愚民政策；媒体遭受核心权力的垄断，与核心利益相背的思想和言论一概不许表达，不仅章诒和等人的言论遭到封杀，连邓力群的言论也遭到封杀，而邓力群其人却是当初中共总书记的候选人之一；工厂被权贵剥夺了，不许工人表达，土地被权贵剥夺了，不许农民表达，房子被拆了，不许居民表达，孩子在地震中因为豆腐渣工程砸死了，不许家长表达愤怒，只许人家表达感恩，等等，这些人算哪国公民？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北京为此开辟了几个公园专供游行示威，但是最终结果很"和谐"，也很可悲，喏大中国居然一片莺歌燕舞，没有一例游行示威事件，难道中国就"和谐"到任何不同表达都没有的程度？显然不是，事实上那些想去游行示威的人都被控制起来了。2008年的中国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天灾加人祸，我们的观念被抵制，我们的产品被抵制，我们的出国留学人员也遭到抵制，当我们质疑外界媒体对我们进行"不公正报道"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在自己的国家都无法获得真相，我们凭什么去苛责别人？连话都不许说"错"的国家值得世界尊重吗？没有真相，我们都在经历超乎想象的荒唐和无耻，但我们依然开不了眼。可悲！
再次，选举权，包括代议权和全民公决权，这是公民权的核心部分，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具有选举权，每个人都可以去投票，每个人都可以做为候选人去参加竞选，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没有参加过自由自主的选举，他们没有选举过自己的县长、市长和省长，更没有选举过自己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少数参加过选举的人大多是距离权力核心比较近的党政人员，况且他们也不是在参加自由自主的选举，而是投票内容和投票方式早就被领导打了招呼；更为要害的是，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是提前内定好了的，行政长官由中共各级党委事先决定，人大代表主要由中共各级组织部事先决定，政协委员主要由中共各级统战部事先决定，其他人和组织如果"乱来"，一概按照"非组织活动"进行弹压；中国大陆的独立候选人本来就寥寥无几，但他们的下场大多都非常惨淡，姚立法先生因竞选人大代表长期遭到监视和骚扰，孙文广先生因竞选人大代表长期被当局当做异议分子和危险分子对待，张树斌先生因"预谋"竞选国家主席遭到劝阻和监视，陕西还有一位先生先期因"私自"参与竞选被查到"污点"劳动教养了三年，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一一赘述。西方人曾经提出过，不选举，不代议，就不纳税，因为没有选举就不是公民。我们老大中国，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公民？
然后，结社权、组党权、社会治理参与权，这是公民权的实质内容，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应该具有相互联系的权利，应该具有在联系中自主组织起来的权利，应该具有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但是，中国人民不具有自由自主组织社团和政党的权利，因为中共宪法规定一切都必须在中共的领导之下，那么，中国大陆就只能允许中共和中共所能容许的几个政党存在；那么，中国大陆的一切组织都只能在中共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存在，虽然也有一些假惺惺的"民间组织"，但都不外乎中共的监视视野。为什么允许共产党人组党，而不允许别的公民组党？这在常识上都说不过去嘛！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必然是强词夺理。众所周知，1998年，有很多异议人士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到当局的管理部门递交名单进行依法登记，却被按图索骥抓了个遍；**功之所以遭到严酷镇压，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半组织化程度使当局感到难以控制，然后立刻就由"众星捧月"状态变成了"过街老鼠"状态；其后，在中国大陆，一切公民自主组织化的趋势都被严格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异议人士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正常交往遭到了更加严酷的监视和干扰，甚至很多人变相地失去了行动自由；最近，北京一部分律师公开声明，北京90%的律师没有参加过律师协会的组织和选举工作，要求修改律师协会章程，并重新选举，也遭到了当局严厉的批评，并被指责为一群"不明真相"的律师，请问：在中国，如果律师都成了糊涂人，那还有明白人吗？公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表达利益和意愿，才能参加对权贵的集体谈判，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公民有几个能自由自主地组织起来？
没有公民权利的公民是匪夷所思的，没有公民的公民社会是匪夷所思的，没有公民组织的公民社会也是匪夷所思的。做一个公民，我们尚未做好，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中，我们肩负深沉，任重而道远。
第三个问题，邓式改革与民间组织
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虽然经历了数百年来的迅速发展，以至全球化特征急遽显现，但是，财富积累和资讯渠道依然有限，公民个人全面发展的水平也依然有限，那么，公民做为个人，其表达能力就必然是有限的，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也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公民权利即便在法理上非常充分，但是如果公民独自行使公民权利，社会发展状况尚不具备完全条件。在如此情况下，公民要想尽可能多地行使法理上的公民权利就必须相互联系，并组织起来，通过组织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组织起来的权利是公民形成社会的权利，有了这样一个权利，才会出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才能形成公民社会。单个的公民只有组织起来，
才具有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权利自由地组织起来，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因为"公民"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社会概念。
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财毁人亡，损失惨烈。大地震发生后，当局全力以赴，民间也积极介入，一切都为生命让路，当局成为救灾主力，而民间力量也自发地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很多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也在第一时间动员起来，短期内就集中了上千个民间组织的成员以及上万名志愿者。各路大军涌向灾区，或进入灾区探寻生还者，或协助指挥交通，或照顾伤残灾民。但纷沓而至的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使当局猝不及防，在协调各方救灾力量方面当局立显局促之态。于是，救灾史上极其荒唐的一幕出现了，一方面是千百万难民几个星期没人救助，另一方面是大批民间组织和志愿者被当局劝阻，四川省当局曾要求不要前往灾区。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总是有的：比如，道路狭窄，志愿者的车辆大量涌入，使救灾交通更加混乱，志愿者的饮食供应给灾区平添了许多负担，等等。当然，有一些民间组织在救灾过程中不按照当局的统一安排而自行活动，遭到了一定的打压，也有一些志愿者私自披露灾区里不该被披露的情况，而遭到拘捕。这是另外的话。
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长期被压抑的民间力量突然爆发，这些民间力量表面上是积极参与救灾，潜意识里或者明确的意识里还有透露出一种要求，就是要求参与社会治理，要求对当局进行公民监督。但是，当局固有的意识形态本性未泯，又受到体制内顽固势力阻挠和传统规则的束缚，对纯粹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始终保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当局没有勇气也没有技巧去驾御这些突然涌现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因为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是"潘多拉魔盒里"暗藏的"公民权利妖魔".所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区的遭遇就是要么屈从，要么接受招安，要么被打压，这和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是相一致的。
邓式改革30年来，面对外部世界的人权和公民权诘问，总是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搪塞。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哪里都有地大物博现象，哪里都有人口众多的现象，哪里都有历史积淀沉重的事实，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特色"的表象，本身并不能算是中国特色，真正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党天下"特色。因为是"党天下"，所以，脱离中共的政党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同样，脱离中共的任何社团组织也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根据中共的《结社法》，要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就要经过民政机关的批准，而不是按照世界通例进行备案，这是其一；要想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先在的合法机构的领导，这个先在的机构当然是党政部门，而党政部门必然要接受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其二。
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7 年6 月底， 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 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19.4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
万个； 基金会1193 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则在200 万至270
万之间。官方的统计和研究机构的统计差别如此之大，原因主要就是社团登记批准的门槛过高，一些民间兴趣性社团因为主动回避参与政治诉求，而不被当局打压，于是就选择了不参加登记批准。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存在着以下10
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
(10)宗教社团。
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太落后了。日本平均400人、美国平均不到200人、英国平均100人就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中国平均4000人才有一个民间组织，即使将未获得法律合法性的草根组织也纳入，也平均约2000人一个才拥有一个民间组织。2005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2，600亿美元，占GDP的2.1％，人均捐款833美元；而中国同期慈善团体接受社会捐赠资金28.9亿元人民币，仅占GDP的0.015％，人均捐款仅2元人民币。横向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处在快速生长但仍相当不足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几乎都不是自由自主的，而是遭受权力挟持的。
表面上看，邓式改革30年来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协会、学会、笔会，等等，遍地开花，但其实无不尽入中共"囊中".即便以上10类"法外"民间组织，表面上看是没有去登记批准，但几乎都不是"自行"成立的，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是在一种政治潜规则下进行"合法"生存。专制体制下，"合法"与"法外"的根本区别是对统治者的态度，屈从了，就什么都"合法".如果有人幼稚地看见一些"法外"组织的存在，就去自行成立和公民权利有关组织，那就等着当局给你好脸色看吧！邓式改革是当局主导型改革，其目标之一是以国家的繁荣来提升当局的合法性。因此，民间组织并非是完全独立于当局之外并与当局平等博弈的公民社会性质的民间组织，而是在当局的掌控之内。对当局而言，既需要民间组织作为一种辅助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努力削弱民间组织的对抗性以维护政局的稳定。
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典型的当局主导型民间组织，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而其中，官性是主要的，民性是次要的。它们都还不能准确地被称为民间组织，但是，为了和党政机关进行名称上的区分，也只能这样称呼了。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当局创建，并受当局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虽然中共党政部门力图增大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屡屡发布文件，规定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是当局对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国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些过渡性特征。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很不成熟，民间组织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中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无论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民间组织的这种过渡性，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种宏观背景相一致的，是社会转轨过程在民间组织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民间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社会的强势力量形成平衡，以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那么弱势群体的自主组织显然应该是更加活跃的，但目前民间组织在弱势代言上表现力较弱，不足以赋权公民。
从中国民间组织自身来看，良莠难分、管理失范、方向不明，"合法"与"非法"并存、与当局合作的与抵制的并存、体制内的与体制外的并存、营利的与非营利的并存、有形的与无形的并存。这些问题都与当局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和选择性培育有关，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民间组织的畸形发育。确实有一些党政官员对民间组织至今仍缺乏正确认识，他们或者还没有看到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正在中国迅速崛起，或者认为民间组织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把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当局的异己力量，或者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东欧"颜色革命"中的反政府作用而感到十分害怕，或者把民间组织简单地当作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同时，也有一些公民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公民教育，认识不到民间组织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性，出于传统恐惧而拒绝参与任何民间组织和非政府活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是体现公民参与更为核心的方面。公民社会指数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如果问一个人是不是参加过给报社写信、在请愿书签名、参加抗议示威游行等活动，大部分会回答："没有参加过"，同时很多人会非常紧张地解释，自己是一个良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
尽管民间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甚至经常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表现出一种负面的影响，然而，必须承认，它们对于中国也是一支积极的力量，起码对公民权利的唤醒有暗示作用，并为今后公民社会的继续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着与党政部门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它们也有维护公民利益的天然倾向。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于当局而言恰如一把双刃剑，当局的政策和行为得当，就容易赢得民间组织更多合作；反之，民间组织与当局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当局的对立面。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中国人民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官性"十足，所以，当公民个人不善于利用民间组织的时候，中国民间组织就容易"进化"为被当局伤害公民的帮凶；而当公民个人善于运用民间组织的时候，民间组织则容易"退化"为公民的有益助手。
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法律、政策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广受争议，却迟迟并未改变。究其根源，法律、政策的规定其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问题，问题的本质是现有的"党天下"制度是否足以容纳公民的自由权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愈渐遇到的制度困境一样，民间组织的发展说到底也面对着政治架构的开放度问题。可以看到，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公民权利，都是目前政府审批和法律严格限制的领域。那么，当局为什么担心公民自由，比如结社权利呢？因为担心引起社会不稳定，一方面担心社会冲突引发群体暴动，另一方面担心出现政治组织引发颜色革命。对于前者，社会秩序其实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公民自由比较充分、民间组织发达的国家，协调秩序与自由的方法就是法治。例如，游行是公民权利，但是践踏草坪可能是违法的，打砸抢肯定是违法的；公民结社是自由的，但是行骗、贪污公共资源，任何人都是不行的，社团也同样不行。
一党独大，众小相随，一大并众小，这就是中国民间组织的现状。概括中国民间组织的特征，可以用四句话来形容：数量在增加，总量尚不够；总量在增加，质量尚不够；收费在增加，服务尚不够："官性"在增加，"民性"尚不够。
第四个问题，邓式改革与社会治理结构变化
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大多数都是"统治"带来的文明，社会管理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统治"为特征，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大多数都是统治者和管理者压制一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草民、臣民、子民、愚民和刁民，在现代专制社会里，他们又叫人民群众，或者叫"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适当的时候，他们也叫"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
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除了臣民社会，还有一种社会形态，叫做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公民是有权利的，他们依不同的文明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去。古希腊的公民社会虽然把奴隶和战俘排除在外，但毕竟有过很长时间的公民社会，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走向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社会管理在更多的时候淡化了统治色彩，而以治理为特征。治理，古已有之，人们的理论总是滞后。
关于治理，各国学者有不同的论述。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并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治理意味着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管理者、建设者和反对者中既包含有公共机构，也有私人机构。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起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公共管理平台，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以政府和民间都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是政治领域也是社会各领域改革的重要课题。说得明白点，治理就是在承认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生存"的权利的前提下，所有成员之间通过参与和互动找出保证所有成员共同生存的方法，如果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说法，治理就是共有、共治、共享，这就是现代治理的基本含义。
治理是对单一管理否定，是在承认不同主体共存的基础上的共同协调，是共和精神的另一种语言表述。毫无疑问，"党天下"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之前，社会没有多元化之前，社会的治理特征是不可能大量存在的，更多的只能是统治，只能是"党国"力量对整个社会的全面覆盖，其实这正是治理和统治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现代治理是和公民社会成长相辅相成的。
中国，邓式改革30年来，已经进行了一些制度变革，而且随时都面临着更深刻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社会管理方式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不论是否出于当局的自愿，它每一天都在积累着，迫近着。是官进民退，还是民进官退，这是统治向治理转型的外在现象和实质内容。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把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用宪政进行驯服，以促使被压抑的公民权利继续伸张，直至各方利益达到基本的平衡，从而实现起码的社会公正。也就是说，正面临的中国治理改进主要表现在当局的缩权和民间组织成长方面，当然，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会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是有所促进的。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认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专制政府和权贵政府更加符合这一理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以稳固政权作为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会运用多种手段，但其中以发展经济改善大众福利水平无疑是最持久有效的手段之一。邓式改革开启之后，大陆当局一直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而国外经验和中国实践也表明，放松管制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但放松管制的限度在于不危及政权的稳定。于是，大陆当局在力所不及的时候，也选择性地培育一些半官半民的民间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于是就出现了以"党天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萌芽。
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专制政府必然会根据各类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服务的种类对它们实施分类控制，中国大陆当局由于奠基于"党天下"基础之上，使这种"控制愿望"成为可能。当局的强势地位使之可以有选择地培育民间组织，而非赋予民间组织以同等发展的机会。于是，哪些人能够分享权力，能够行使公民权利，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不是人们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当局说了算。在专制体制下，根据政治风险和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交叉关系，当局将民间组织分为四类：1、高风险高收益，如工会；2、高风险低收益，如异议团体和政党组织；3、低风险高收益，如商会和基金会；4、低风险低收益，如草根NGO和兴趣组织。在这四类民间组织中，商会无疑是当局的首要培育对象，而且，也只有配合当局的商会才是当局的培育目标，当然，其他民间组织只要和当局配合，当局也会把它当作亲儿子，而不会当做干儿子来迫害。是亲儿子，还是干儿子，这是问题的要害。
邓式改革30年来，在各类民间组织中，商会发展最为显著。从数量上看，截止2005年底，全国各级行业性社会团体和商会已达53000余个，超过专业性、学术性、联合性社团而成为我国第一大类社团。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这些还在中共体制内的组织相比，商会有着相对的民间性和自主性；与草根组织和异议团体相比，商会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当局的选择性培育使商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的同时，并没有使商会产生更高程度的自主能力，也没有使商会产生更多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商会成了当局的附庸，有时候甚至成了帮凶，它们扮演了一个多数情况下遭受公民鄙夷的"二政府"角色。商会如此，承受当局眷顾的协会、学会和基金会，等等，无不如此。
因为"二政府"的本色，这些年来，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分享各种商会和协会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都遭受来自他们的不法侵犯。民间组织成了当局和官僚收拢民间财富的中介，有点类似于为地主收租子的"狗腿子".比如，私营工商业协会号称是最大的民间组织之一，很善于和权力配合，它们每年强行收取会费成了弱小企业的一个重要负担；再比如，私营企业工会，每年强行收取的会费，也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负担；又比如，最近暴露出来的消息，说北京律师协会每年收取的会费就有好几千万之巨。当然，批发各种各样的牌子进行收费，里面猫腻就更多了，一块"诚信企业"的牌子值很多钱，年年批发。这些钱不交行吗？根据我的经历，不交是不行的，如果不交，正常营业的手续当局不给年检，或者当局会用别的法子折腾的。收来的费用那里去了呢？当然一部分是被协会和当局瓜分了，另一部分是被协会和官僚瓜分了，有钱大家一起抢，这是公开的秘密。
当局的选择性培育使商会成为一个强势的民间组织，但商会又是一个自利性的。因此，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中，商会的组织化和强势地位使之有能力侵犯自己成员的利益，同时也会使之侵犯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组织价格同盟，侵犯雇员权利，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切都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稍有希望之后又产生了极端厌恶情绪。商会将自己与当局的关系定位为一种合作关系或补充关系，而非一种博弈关系。商会的负责人大多声称自己是协助当局工作，更多的是期望获得当局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了，人们也早已看到他们协助当局多，协助会员少，协助公民更少。
不过，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大量民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推动经济发展，有利社会团结的例子，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微笑列车、新长城计划等众多公益项目，里面都有民间组织的活跃的身影。他们通过积极反映民众诉求，动员社会资源向农村和偏远地区流动，向贫困群体流动，以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获得生存和学习发展的机会。在社会倡导方面，民间环保组织走在前列，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民间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等领域，积极倡导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作用显著。近年来，社区维权、集体建房运动、参与式公益等公民的集体行动越来越频繁，形式也越来越成熟，公民有序的治理参与受到社会各方积极关注。
公民的治理参与和集体行动是体现公民权利更为核心的方面，也是社会管理由统治转化为治理的重要内容。一个理想形态的公民社会是政府与社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和平共处、互相制约、互相妥协，多者互为一体，实现动态均衡发展。只有社会组织之间的全面而均衡的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而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民间组织发展，这已是共识。但社会组织能否全面、均衡并健康地发展，关键在于制度。有一种制度能够容忍公民权利的伸张，能够容忍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反对力量）的在社会治理中积极作用，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还有一种制度，就是"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它惧怕公民权利的伸张，惧怕社会组织超越专制的动员力，这种制度只能在统治的更替中恶性循环。中国的管理事物，如果要从统治到治理进行转型，别的办法没有，只能是破除一党专制，实现以公民政治为基础的多党政治。
第五个问题，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邓式改革30年来，从整体上说，粗略地经历了改革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完成了一个类似自然气候的完整循环。1984年之前，算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除了极少数"反革命"，似乎一切都被改革激发了活力，到处都在孕育着希望；1984年-1989年，算是烈日炎炎的夏天，似乎一切都在燃烧，物价在燃烧，投资在燃烧，官倒和贪污也在燃烧；1989年-2002年，算是硕果累累的秋天，虽然有一些人多收了三五斗，但大多数人都能安心消费自己斗里的粮食，似乎盛世已经来了，但寒气已经开始浸染人们的生活了；2002年-2008年，算是寒风袭人的冬天，一切大的改革措施都停滞了，好象是动物去冬眠了，不敢出来，只怕冻死，同时，一个围绕党政核心运转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形成了，更多的人堕入了失望之中，形成了不得利益者阶层。
有什么样的利益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在我的语言模式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叫邓式改革，因为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精英启动的，一开始别人根本不能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而后来则是由权贵集团来共同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权贵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这样的一场改革，根本不具备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它完全把广大公民屏蔽在改革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之外，而最终也必然把广大公民的利益屏蔽在改革之外。这也是改革在"党天下"进行的必然的起因与后果。
以党政核心为核心的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邓式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不论初衷多么美好，不论口号多么激扬，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所造就的邓式改革必然以政府利益为形象包装，达到官僚权贵利益最大化的实质后果。而邓式改革至今的贫富分化现状也正好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少数人已经在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利用权力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大多数财富。当GDP在快速发展，并被当局津津乐道的时候，一个残酷的事实是，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GDP的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所占有，500个党家族所垄断的财富早已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吸血鬼。既得利益者阶层已经把不得利益者阶层远远抛在社会发展的后面。
从毛泽东的"党天下"到邓小平的"党天下"，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党天下"本身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有人说："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邓式改革经过30年的漫长跋涉，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被改革的游戏淘汰出局。权力核心外围聚集的大多数人，原来以为小康真的快来了，现在却又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在为温饱而努力。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失业工人在领取"低保"，拆迁户在寻找住处，农民……。于是，当局发言人就敢说：生存权，饿过才知道人权。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中国人民永远都会为温饱而挣扎，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和公民权。
在官僚权贵经济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驰的并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则可能是：末路狂奔，因为经济的畸形发展已经从各方面悄悄撕裂了这个国家。对改革后果的不满情绪在大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虽然他们经常能够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反对改革，也不是变革改革路线。但是很显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3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说过，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可以宣布：改革完蛋了，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作为一个亲历过长期落后的中国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那里是一个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一个信念执着共产党老人，维护中共的统治在邓小平那里又是一个重要价值。在邓看来，只要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只要能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其他都不重要。公民权利，党政分家，政治改革，这些都要为他的两个重要价值让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说白了，这还是延续中国几千年来的"牧民"思想，用一些极端异议人士的话来说，当局根本就不是为人服务，而是在喂猪。而今日中国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和高速公路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眼前挪开的时候，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
邓式改革改革已经失败了，它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分裂，经济权利分裂了，文化权利分裂了，政治权利分裂了，分裂的结果就是一个占有财富众多的权贵集团，他们在继续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压榨人数众多的草根阶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制度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少数人制度性地占据的权利超越多数人，这都是由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不均衡引起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制度问题。制度，政治体制不变革，已经不行了。
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几乎从来就不是中共当局的事情，相反，公民权利和民间组织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权利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再次强调，经过邓式改革后的中共本身，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虽然它的党员数量庞大，但几乎没人信仰共产主义了，它的任何政策制定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中共，已经成了一个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包装的权贵政党，这个党的核心本身就是权贵核心。当一个政党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政治理想就死了，当一个制度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活力和改革动力就没有了。这就是2002年以来，中共的邓式改革没有推出任何重大举措的根本原因，邓式改革到了这一步，权贵利益大到不能再大，草根利益小到不能再小，一旦推出新的重大改革举措，就必然会影响到权贵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望中共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升公民权利并扩张公民社会，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邓式改革30年后，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僵化的舞台，在这个既定的制度舞台上，中共领袖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尽管我的一些文字中不乏对他们的尖锐讥讽，但我依然承认，他们也只能这样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江泽民、李鹏、朱溶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等，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制度正在不由分说地剥夺中共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2008年，中共领导人就想演戏一样到处去"救火"，从他们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在前台表演，后台的权贵集团操纵着中国的走向，并形成一种貌似不可更改的惯性。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亲民秀"和"救火秀"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喝彩，但是，如果企图用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解决中国大陆复杂的利益冲突，这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比领袖的奇禀异赋要可靠得多。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谁都知道了，问题是怎么去改变这个制度。邓式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中国人民将何去何从？
问题到了这里，人们就会发生另一个疑问，这个制度糟糕到如此程度，难道就能维持下去，难道不会立刻垮台吗？本人今年夏天路过南京的时候，拜访了一位老友，他是前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现已退休。和他聊到局势的时候，他说：目前的当局是历史上最反动的统治者；他又说：他只做理论研究，并不急于鼓动更换这个最反动的统治者，因为社会发生变革以后，他的财政退休金可能会失去保证。这一次谈话结束后，我深深地意识到了一个政权的稳定，并不象当初中共灌输给我的那样，是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当权贵集团本身能够团结稳定以后，这个政权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的稳定。连最鄙视这个政权的人都不愿意更换这个政权，这就是人性之恶面的力量，这就是利益的力量，这就是权贵的力量，也就是学界所说的惯性的力量。
但是，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一点，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权贵之所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于是，就要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于是，社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就是以宪政为前提的公民社会来临的时候。权贵集团是这样，中共当然也是这样。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即便政局发生了变动，但制度本身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扭转。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反对派振作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表达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邓式改革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的历史，它最初表现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对保守派的持续反对，没有这些反对，根本不会有什么改革。现在，经过改革后的权贵化进程，中共体制内部的意识形态派别已经淡化，不管什么派都成了维护共同利益的一个大的权贵派，也就是权贵集团。如果说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一个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记住，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如果你想做一个公民，那你就要从反对开始。人们应该记住，只有争取到反对的权利，参与建设才是可行的责任。
2008年，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西藏抗议事件证明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和谐宣传是虚假的；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中国民间社会有崛起的积极愿望；瓮安起义证明了这个政权在民间的合法性已经丧失了很多；毒奶粉事件证明了权贵集团的专制统治不仅妨碍到异议人士的生活，而且已经危害到平常人的生活；奥运会的举办证明了专制体制做一件大事必须对民众进行全面防范；那么这时候，一个历史的机会可能就快来临了。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现在，历史已经把机会交给了中国的反对派。现代政治更多地表现为表达冲突和表达较量，选择屈从和暴力都不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捷径，那么，以非暴力为特征的反对派，就任重而道远了。
以反对的精神，走建设的道路，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如果你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如果你要唤醒别人去做一个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爱护这个国家，就要先爱护自己，先关注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勇敢地向一切危害我们自己的势力表示我们应有的反对；爱护这个国家就要爱护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公民，向危害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一切势力表示我们的应有的反对。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尽快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并且能够非常安全地实现和平转型。我们都应该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做一个有权利也能尽到责任的公民，做一个因为有人权而有尊严的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尊严，我们的祖国才是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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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出处不知道，非常抱歉。
一、中国文明是从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来的？
西方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古中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从开始即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宇宙观、艺术与习俗。中国的多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但他们在西方史学界的压力下信心不足，所以乐于接受这样折衷且狡猾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来文明轻微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争论是，外来文明的"轻微影响"到底发生没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轻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因为寻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证据或反面证据都非常困难。
根据当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从开始即有着浓重的农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黄河南北的那些农业村落，与今天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有着诸多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就是今天中国农业村落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即是以这些古老的农业村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二、夏朝是否是虚构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找不到有关它的遗址？
夏朝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首先多种古书都对它有间接的记载，《尚书》中有"殷革改夏命"之类的说法；《诗经》上多处提到大禹王的事业；《左传》、《国语》仅引用夏书、夏训、夏令中的材料即达19条，所记夏代的事迹有34则。
其次，商革改夏命后，遗存下来的夏王室同姓封国不少，直到周朝时，尚有杞国、缯国得以延续。
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遗址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指导思想的偏错有关，如：认定夏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政权，而其承继者商朝是以东夷族为主体的政权，夏与商是两个有根本文化差异的部族。所以他们热衷于区分所谓"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结果黑暗中寻找黑牛，弄得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极有可能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迩，政治亦然。"
三、鬼神在商朝时热心人间事务，为什么到周朝却变得相对冷漠了？
在商朝，权力传授规则没有严格的定制，从汤至纣三十一王，王位递传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继者十六次，兄终弟及者十四次。我们不知道商王与其兄弟子侄之间的具体政治关系，比如他们是否有封地？其王位传授标准是什么？只是可以推测当时的权力交接方式麻烦很多。为了避免围绕权杖的骨肉相残，商人不得不请鬼神下来帮忙裁决。商朝的倒数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确立一种传子制，所以有意贬低鬼神。他与天神下棋，让人代神行棋，天神输了，他故意戏弄、侮辱它，作一个皮囊，盛血，悬而射之，谓之射天。传说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后来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后的商朝诸王，皆是子承父位。
周朝的开创者在武乙王留下的传统上创建了宗法制，该制度规定，周朝的权杖只能传子传嫡。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对鬼神的依赖程度降低了。
四、诸子百家在东周时期争鸣的社会根源？
在中国，封建制度是一种由部族联盟慢慢沿化而来的古老政体，它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土地的领主同时拥有政权，而且政权在封疆内是世袭的。
由于周革商命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相对较小，周朝不仅继承了商朝的物质及文化成就，还继承了它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开创不久即趋向繁荣。
到西周未季，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古老封建政体的外壳被冲破了。这首先表现为，那些经营得力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国，普遍有了忽视、甚至挑战周天子权威的倾向，而周天子无可奈何。继尔，各封国开始自由结盟，自由地决定对他国的战争；而且在各封国内部，那些对自己领地经营得力的卿臣们，也不安心旧礼法安排给他们的位置，开始阴谋杀君逐君，或者架空君主。各封国为了在失序且弱肉强食的国际丛中求生存，为了控制国内的政局，不得不设法增强综合国力，且把国内的权力向君主手上集中。基于此，它们不得不放弃贵族世袭制，任人唯贤；不得不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尝试着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直辖县；不得不废弃井田制，制订针对全民征税的政策。
面对封建制度的崩溃，哲人们纷纷出来贡献自己的救世方剂。其中老子、孔子学说的主旨是拯救封建制度；而法学说的主旨是埋葬封建制度。法家顺应了时代大势，他们成了胜利者。
五、东周时期光辉灿烂的思想学术，持续到汉初即黯淡下来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溪流，它在东周时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竟流，让人眼花缭乱。在东周前，中国传统的溪流中本身就包含着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诸学派的成分，且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夏朝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商朝是个很重视礼制的朝代，据书经记载，周礼是周公旦参照商礼制订出来的，春秋时期守礼的典范孔子与宋囊公，都为商朝贵族的苗裔。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从期寻出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虽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倾向；在当时，这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在各家学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惟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专门为消灭封建制度，建设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来，他们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该回到正常状态了。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引起药物中毒，只存在了15年即暴亡。汉初高祖皇帝尝试着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汉武皇帝同意董仲舒博士的观点，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就是打算继承和发扬书中保存的古老意识形态。
董仲舒立志要为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画上句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承担着中国农耕社会改制而不变道的两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须由他董博士代表儒家学派完成。孔子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东周时期郁郁而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们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当时的历史潮流。董仲舒是个幸运而有才华的历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重新纳人了一个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对殷商、西周传统作出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解释。
董仲舒以后的中国社会用现代西方的理论观念评判其是否为"封建社会"，是令人尴尬的。在政治上，它毫无疑问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用中国人的标准评判不是，用欧洲人的标准评判也不是；但从文化方面考虑，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广泛地继承先秦封建社会的传统，在诸如思想意识、礼法制度等方面，与封建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如果有人称这一时期的礼法制度为"封建的礼法制度"，也完全合适。
六、东周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个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诸子百家齐争鸣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七、 从秦朝始，为何历代朝廷都奉行重农仰商的政策?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代的目光看，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及其以后的王朝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日趋完善，它没有必要冒险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业文明的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那样给广大民众普遍带来利益；相反，商人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人争利，会扰乱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的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始皇帝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二等臣民，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种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八、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虽然后来老子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的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它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这种独特的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有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有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里，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的基调，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的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一种最宽容的态度。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地深究没有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导对帝国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都非常有害。帝国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国保持住了理性，没有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有接受王充等学者所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是像今天的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它们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为帝国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地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的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对鬼神没有兴趣，他们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者对"灿烂的星空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他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的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在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的观念里，人个体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如果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地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当然，心身健康之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的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死亡逼近时，因心理的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这里需要题外讨论宗教信仰与迷信的问题。迷信的定义是盲目的崇拜，它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任何一个教徒，只要他承认自己是虔诚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离开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会崩坍。刻意区分宗教信仰与迷信很无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国产的准宗教行为，比如给祖先焚纸磕头、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萨等，一律被认定并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鉴；而基督、***教等外来的洋迷信，则被册定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何以贬此褒彼？只因为洋迷信具有国际背景，打击它们会招来国际纠纷。
白费气力地试图铲除一种根本铲除不掉的东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说迷信，数千年来从没有被哪个政权真正铲除过。文革时期，是反对迷信最严厉的时期，可是那恰是中国历史上迷信最狂热的时期。多数民众总是需要迷信的，虽然色彩有淡、有浓，如果不让他们崇拜正义善良之神，他们就可能拜倒在邪恶之神的足下。与其把道观、佛寺中的人群趋赶到李洪志、张洪宝的足下，不如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自由信仰；让他们崇拜不会说话的泥塑神像，远比让他们崇拜坐着飞机到处乱跑，会用互联网煽动信徒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李洪志强；甚至比崇拜耶稣也为强，因为耶稣的后面还有个狂妄的。
中华帝国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
九、中国多次遭到危险的入侵，还出现过异族朝廷，但历史进程为什么没有被打断？
在古代中国自己的世界体系内，其边疆的蛮族不管具有什么血统，他们要想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最佳的选择就是到纯农业区去；而到了农业区后，他们要想搞好农耕生产，管理好乡村社会，最佳地选择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中国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他们别无选择。即便在今天，假如哪个民族厌倦了工业文明的嚣乱，试图过自给自足田园诗般的农耕生活，那么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恐怕也是选择古典中国为楷模。
十、中国尚武精神丧失的原因？
到汉朝，中国持续了2000余年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垠、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辽阔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林。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天然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
汉、隋、唐诸朝，中国多次试图突破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屡遭挫折之后，中国人的普济主义热情渐渐冷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不仅难以逾越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也不适用于大草原。这种沮丧的情绪迫使中国放弃了直接统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种传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国的攻击性到唐朝就丧失了。
十一、中国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环的怪圈？
季节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荣，新老更替是世间有生命的万物保持长久、生生不息的惟一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一盛一衰的运作规律，无疑与自然法则相吻合。改朝换代虽然给历史涂上了浓重的血腥气，但对帝国保持长久的和谐、健康非常必要。现代人追求社会不断进步，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本来完全能避开历史循环，永盛不衰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证政府永远明智和高效率，就能永远保持住社会肌体的健康与活力。其实，这完全是个神话,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康,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今的西方社会根本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强盛.今天西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显然与科技进步、贸易扩张及掠夺殖民地时期的原始积累有关，它们的富强建立在对地球资源的超常开发之上，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之上；但地球贮存的石油、煤炭及金属等主体资源并非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增长的尽头，可能即是战争与暴力革命。世间没有任何事物长盛不衰，任何人为的药物都帮助不了。永远盛世，永远和平，不过是幼稚者的梦呓。
十二、在欧洲开始进行海外扩张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最有资格制止他们的野心或与他们竞赛，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世所公认，中国在公元1500年前是全球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拥有的技术水平最高；如果愿意，明朝的海军完全有能力制止葡萄牙人与西班人在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的冒险，甚至可以在印度洋上驱逐或制服他们。事实上在1511年前后，马六甲的土著酋长就曾跑到北京向武宗皇帝状告胡作非为的葡萄牙人，但明朝廷显然没有兴趣与决心去经略海洋，它只能让马六甲人失望。
这固然可以解释为下列原因：（1）中国社会的自我满意程度较高，不屑到海洋上与伊比利亚人争蝇头利；（2）中国的决策者缺乏信心与勇气；（3）中国社会已经僵化、腐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创新表示怀疑；（4）奉行该死的孤立主义政策。
这样解释一方面是把明代中国想像成了一个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隐含着这样的假设：明代中国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如果统治阶层目光远大、英明，理应有能力迈过这道门槛。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明代中国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理论上讲，在中国的视野范围内，所有国家都应当向北京纳贡称臣，它们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与臣，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明朝人首先关注的是内部秩序的和谐，而非对外竞争。
再者，明代中国与伊比利亚时代的欧洲不是处于同一轨道上。假如从拥有的经济、智力优势及技术水平上看，中国可以说在宋代，甚至在唐代即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但为什么迟迟不肯开始现代化进程？而且到了清朝末年，不得不学习西方时，仍迟疑不决?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现代化或说工业化代表着光明，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代表着黑暗。当然，现代人有这种观念并非离奇，因为工业化确实意味着力量、财富、舒适与享受。但向长远处观察，工业文明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文明，它的运作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为了不使这些关系严重失衡，酿成灾难，它必须不断求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在资本扩张过程中维持自身的平衡；但这样的扩张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近乎完美，它自身有一种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持和谐平衡的机制。因此，公元1500年前后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向现代化的轨道上转，那等于放弃一种健康和谐的秩序，去追求一种危险的、疯狂的、不可预知的事业
十三、科举考试为何能长期延续,至今仍有人怀念?
中国朝廷一般把"野无遗贤"当成重要的政绩追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接受启
蒙教育的权利，富人与穷人有所不同，富人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穷人有所选择，他们受经济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聪慧的孩子上学。大致而言，只要孩子优秀，即便父母
缺乏供养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乡邻的资助。
启蒙教育主要训练儿童的记忆力。等他们有了理解能力后，即开始正式的基础性教育，常规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哲学、诗歌、历史、礼仪、音乐。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让学员正确地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个人只有对自然与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学习诗歌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历史是为了学习古人美德，借鉴他们的成败经验；学习礼仪，是为了节制人的行为，使之得体文雅；学习音乐是为了让心灵和谐。总之，所有的学习项目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服务──完善心灵，培养道德，而非实际应用。清人庞尚鹏说得明白："学习知识贵在改变人的性格与气质，不是为了仅仅弄懂一章一句的词义，去谋取功名利禄。如性格轻浮便用严肃庄重矫正，性格偏激便用宽宏大量去矫正，性格粗暴乖张便用和顺仁厚去矫正，性格迟钝便用敏捷去矫正。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学生还要学习射箭、驾车等体育技能，但后来这些体育课程越来越受到忽视，锻炼身体的射驭渐被锻炼心智的琴棋书画所替代。
如果不是因某种原因中途辍学，所有学生在学完基础课程后，都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测试。不及格者被淘汰下来，但他们以后还有再参加测试的机会。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类的学号，表示承认他已是有学识有教养阶层的一员。秀才有担当低级别教师的资格，他还有议论政事及见了官员不施跪叩之礼的特权。秀才需继续学习深造，为参加政府组织的高一级别测试作准备。高一级别的考试主要通过测验学员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水平，来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受试者的道德可靠性。尽管一个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准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则远比违背道德原则合算；毕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结构，更不利于道德感的培养，对愚冥型的小人，圣人也发愁。这类考试被民间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跃龙门"，意思是一旦过关,即由鲤变龙，地位身分得到飞跃性提高──获得担任帝国官员的资格。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选拔，准官员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严格考试，直至选出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他们不仅能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且如果年轻，可能还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选择女婿首要考虑的人选。
科举选士制度因其非实用的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似乎认为，帝国的考试项目中只有加上建筑房屋、制造机械、商业管理及光电化等具体技术内容才算完美，否则是偏面选才。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些专业实用知识的传播，对农耕社会理想中的秩序没有帮助，它们专属于工业社会。
十四、盛世为何难以保持长久?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现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1)英明的皇帝；(2)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3)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4)较少的受供养人数；(5)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
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十五.刘邦的坏名声是怎么来的?
汉高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因为出身卑微，招来后世文人的鄙夷，骂他无赖兼流氓。中国从秦朝后，除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层。中国人有种奇怪的心态，讨厌政治上的贵族制，又在潜意识中崇拜贵族血统。高祖皇帝的对手项羽，是个有名的粗野愚顽之人，有人形容他像个"穿人衣戴人帽的猴子。"他焚阿房宫，屠咸阳城，凶狠骄横，谁都知道他兵败垓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幸事，但因他是楚国将军的后裔，有贵族血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交口称赞的对象，似乎乃集仁义勇武于一身而值得同情的英雄。
后世人骂高祖皇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司马迁在给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喜饮酒，傲慢而好侮辱人，且有赴宴席不带酒钱的不光彩履历；但太史公的这些笔法也可以作褒义理解：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不管有意无意，误解的素材在他那里就布置好了(不排除太史公泄私愤的嫌疑).
至元朝，有个叫睢景臣的作家，写了个描写汉高祖回乡情景的套曲，把高祖皇帝说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地痞无赖，但睢景臣明显指桑骂槐，他明骂高祖皇帝，实则影射元朝皇帝出身夷狄，粗蛮不识礼，不配主管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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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作证提保证 指中美战略对话可「避免错估」 对台军售「一定会进行」
欧巴马总统计划把军力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国防部长盖\兹27日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阿富汗战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军事挑战，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拉克局势可能恶化。美联社
【美联社华盛顿27日电】尽管国务卿喜莱莉・柯林顿呼吁美国增加与北京接触，国防部长盖兹27日向国会议员保证，美国准备就绪，可以应付任何的中国军事威胁。
盖兹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就多项议题作证时表示，美国部队「有能力在未来应付可预见的任何中国威胁。」这是盖兹首次以欧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身分在国会作证。
全球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最近讨论的主题，贸易关系也造成紧张，同时美国推动中国负起身为新兴全球超级强国和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之会员国的义务。华府和北京发现，两国在重要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努力关系密不可分。
但美中关系一个主要隐忧是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而台湾是潜在冲突点。北京设置众多飞弹瞄准台湾，而且拥有23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的预算，每年增幅维持两位数。
布什政府去年宣布包括爱国者飞弹和阿帕契直升机的65亿元对台军售后，北京暂停一些高官访问和其它计画的交流。
盖兹说，尽管中国对军售愤怒，两国仍有合作的机会，中国军方设置了一条热线，两国展开战略对话，类似美国和苏俄20世纪中期的会谈，旨在藉由改善沟通来「避免错误和错估」。
盖兹指出：「美国有个新政府、新开始，也许会就军方对军方的连系制造新的机会」，在对台军售方面，「他们知道一定会进行军售，只要此事过去，就可专注于两国的长期利益。」
盖兹说，由于中国科技进步可能「危害我们的航空母舰」，国防部研发一些反制计画颇有进展，他未说明这些计画，但称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得宜，他举例提到核动力的华盛顿号(USS
George Washington)航母，这个浮动空军基地拥有67架飞机和四百万磅炸弹的军火库，目前驻在日本。
200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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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说，煮熟的鸭子飞了，谁都知道煮熟的鸭子是不可能飞走的，�唯一的结局，就是进了人的肚子。说到吃鸭子，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烤鸭，烤好的鸭子，皮肉分开，各片一盘，卷在抹了甜面酱的薄饼里，再夹上葱段，吃起来皮香脆、肉多汁，搭配薄饼的嚼劲，还有葱的辛辣爽口，真是让人食指大动。
我一直觉得，发明烤鸭不稀奇，但是发明了以薄饼包烤鸭吃，才是一绝。去年奥运举办时，最受选手欢迎的美食也就是北京烤鸭。正统北京烤鸭属挂炉烤鸭，另外还有焖炉烤鸭，源自山东济南，一样是卷在饼里吃，据说挂炉烤鸭是从焖炉烤鸭发展出来的，但如今焖炉烤鸭的名气没挂炉大，反而价格实惠。焖炉和挂炉最大的差别，是前者鸭身不接触明火，烤时炉门关闭，靠炉内的高温将鸭肉焖熟，所以烤炉要预热，以超过摄氏两百度的高温将鸭烤熟。
而挂炉烤鸭的炉门是敞开的，为了让鸭肉熟透却不乾涩，烤鸭前师傅会先将鸭身吹胀，然后在鸭身内灌水，水约三分之二满，鸭子置入烤炉后，高温会使肚内的水沸腾，并将鸭内的脂肪逼出，所以烤好后鸭皮香脆不油腻，滴在燃烧木柴上的油脂，则让烤鸭的炉火更旺。烤鸭选用的木头也有讲究，枣木最佳，搭配苹果木、梨木、桃木等有果香味的木料，可以让烤出来的鸭肉带有果肉的清香。
如此美味的北京烤鸭，去年却在英国遭到了取缔，原因是传统挂炉烤鸭的料理方式排碳量超过标准，为了挽救地球，英国人只好放弃烤鸭。我不禁怀疑这一项指控，其中是否潜藏种族歧视？同样标榜以果木炙烤的传统英式烤牛肉，偌大的肉块烘烤后外层略焦，内里呈粉红色，切成薄片浇上肉汁，确实滋味诱人，但其碳排放量应该不亚于北京烤鸭吧！在减碳的大帽子下，原本强调采用传统烤炉果木烘烤的餐厅，如今纷纷改称其实已改用电炉，若后者才是实话，原本的行事是否有哄骗消费者之嫌呢？
喜欢在自家庭园烧烤宴客的美国人，似乎并未打算取缔此种洋溢休闲风的料理方式，男主人在泳池畔架起烤肉架，一边喝啤酒，一边翻动各种烤肉，烤德国香肠倒还不费时，但是烤鸡腿或是猪肋排，可会制造不少碳呢。
欧美国家长时间以来制造出各种汽车，销往亚洲地区，赚亚洲人的钱，并且污染著亚洲人的天空，还将带有狂牛病病毒的牛肉往外送，但是以优雅绅士风闻名的英国人却容不下一只鸭子。当然，英国人本来就缺乏美食艺术的传统，不像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英国街头最普遍的食物当属炸鱼排，一种简单易做但完全没深度的食物。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英国还做了另一项调查，发现英国家庭所购回的蔬菜水果，有相当大的比例最后是丢进垃圾桶，而非民众的胃里。买回马铃薯、胡萝卜、花椰菜、西红柿，然后放在冰箱里不吃，任其腐坏再丢掉，整个过程中间接制造的碳怕也不少吧！先别去想为了运输蔬菜水果，汽车耗费的燃料，或者超市营运时的冷藏和照明，单是这些蔬果被弃置垃圾桶前，在各个家庭里栖身的冰箱所需用电，已消耗了不少的能源吧。
中国人一向有节俭的美德，小孩都会念：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英国人在为难烤鸭师傅时，还是应该先学学珍惜食物吧。 （寄自成都）
■杨明
200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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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大概是十年前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情节崇高的老套，内容朴实的无华，10年前和10年后读一样的惭愧，不一样的感慨；一样的憧憬，不一样的筹划。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无论选择怎样的路，借用那个红色年代的一句经典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
美國大詩人羅勃．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名詩（The Road Not Taken）（沒有走的路）最後三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樹林裡有兩條岔路，而我）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我走了人跡較少的那一條）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堂120公里 的英文課
他走了一條別人不走的路～翻山越嶺：一堂120公里 的英文課
一個美國人，一群泰雅部落的小朋友，一東一西，原本湊不在一起。但丹尼爾繞了地球大半圈，千里迢迢從美國密西根州，走進了新竹尖石石磊國小。他在美國當了十年的工程師，現在交大攻讀電信博士，論資歷，大可到竹科晶圓廠當個人人稱羨的科技新貴。然而，他卻選擇一條別人不走的路。
三年前，丹尼爾聽說尖石鄉後山的石磊國小，缺少英語老師，便自告奮勇來這裡教英文。這不是一時興起，也不是玩票混充。光是這條 六十公里
的山路，就令人喪氣，山高路遠，崎嶇凶險，曾有二位石磊國小的校長上班途中墜谷身亡。
這麼危險的道路卻不曾阻退丹尼爾的決心。
過去三年來，他總在半夜騎著腳踏車，從鬧區的交通大學，一步一腳印，來到海拔 一千七百公尺 偏遠的泰雅部落。颳風、下雨，甚至罕見的下雪天，他都從不缺席。
只因這裡有一群泰雅族的小朋友，等他上一堂原汁原味的英文課。
這條連汽車走來都費力的路，一個四十歲的外國人，連續三年無怨無悔走了 兩千公里 。
沒有金錢，沒有物質的回饋，在這條人跡罕至的道路上，丹尼爾到底在追求什麼？
凌晨三點十分，丹尼爾從交大研究生宿舍，推出腳踏車。一腳踩著踏板，用力一蹬，腳踏車往前滑動，像一艘獨木舟，悄悄沒入黑暗。
這一天，二00五年聖誕節剛過的隔天，寒流未退，凌晨氣溫只有十二度，全台灣還在溫暖被窩裡深眠，丹尼爾已踏上他的征途。
這麼深的夜，他要往哪裡去？
他要騎車一路到竹東、內灣，再到尖石，再進去，繼續往偏遠後山挺進，要到海拔一七○○公尺，一個叫做石磊國小的原住民部落，教英文。
騎腳踏車上山，每次得花約六小時翻山越嶺
這堂英文課專為全校五十三名從幼稚園到六年級的孩子而開，沒有漂亮的招牌，沒有冷氣教室，也不可能有專車接送；但這堂課，比這一切都還要昂貴、特別得多。因為這是一堂，用雙腳的力氣騎腳踏車，翻山越嶺來回
一百二十公里 的英文課。
三年前，丹尼爾一位在石磊國小教書的朋友，告訴他：「石磊國小招不到英 文
老師。」這句話聽在他的耳裡，產生奇妙的吸引力。在別人的需要上，他看到自己的責任。那時，他來台灣才一年，剛進交大電信工程研究所，是個靠獎學金過日子的窮學生，一無所有，但至少他這一口道地的英文，總是有點用處。他自告奮勇，來這個偏遠的泰雅族部落教英文，而且一教就三年。
丹尼爾說：「我從來沒有算過，這三年來，總共騎了多少公里。」他惟一念念不忘的是：絕對不能缺課。石磊國小校長廖經華回想，丹尼爾惟一一次沒準時到學校，就是因為腳踏車在半路壞了，老師開車去接他，全校英文課還被迫延到隔天。
來台灣前，丹尼爾在美國做了將近十年的無線網路科技的工程師。以他的學歷、資歷，他大可穩穩當當做坐領高薪的科技新貴。然而，他選了一條別人不走的路。
在市區平地，丹尼爾騎車的速度相當快。時間還早，路燈打著孤寂的光，流星般劃過他橄欖球形的頭盔。半個小時之後，他便到了竹東，停了一會兒，在路邊吃兩個御飯糰，當今天的第一頓早餐，為接下來的山路補充能量。
過了內灣轉向尖石大橋，道路陡升，越進山區，路燈越少，天空就越發明亮，滿天的星星，像針扎似的一點一點在黑幕上透著亮。
一彎弦月像忠貞的守衛，他關掉車燈，黑暗裡眼前浮現一條白白的、蜿蜒的山路，間歇的呼吸、交雜鉸鏈和齒輪囓咬的聲音，丹尼爾，在月光下急急趕路。
這是一條人跡罕至的山路。別說是深夜，就連白天，也少有人行，斷頭路還掛個公告「因縣府經費有限，本路只能修築至此……」只有丹尼爾懂得如何在暗地裡辨識它們。
山路上的流浪狗，也認得丹尼爾。每回上山，他在早餐外，總會另外準備七、八顆茶葉蛋餵狗，這些狗原本又叫又咬的，後來吃了美食便「一試成主顧」般，遠遠看到他，就搖著尾巴追隨他。他對無人憐愛的野狗，尚且如此，那對這群窩居在山上的泰雅孩子，他的熱情就更熾烈了。
不畏山路凶險，享受「晨光」，獨自面對磨難
轉過錦屏大橋，有一段長達一、 兩公里 的爬坡路，這段窄谷像是一座山硬生生從上往下劈成兩半，道路沿河谷而攀升，對山望去是令人敬畏的岩壁。
一路上，他總是抿著嘴，靜默無語，把長途騎車所需的耐力封存在體內。在黎明將臨的時刻，這條路也逐漸甦醒過來，山勢漸漸明朗，幾棵楓樹，像燃燒自己似的，在絕岩峭壁間放彩，丹尼爾無暇他顧，埋首苦幹的腳步，虔敬莊嚴有如修士的晨禱。
丹尼爾（Daniel Greenhoe）有個中文名字叫「葛晨光」，「葛」是他的姓，「晨光」是他從字典裡找到的名字，「我很喜歡早起的感覺」他說。他早起不為享受，某個意義更近於受苦，他每踩下一步，身體某處就傳來一陣疼痛。
這趟路，總共要越過三個山頭，爬往標高一九一四公尺的李崠山那一段山路最難走。
尤其，九二一地震後，山脈骨肉分離，稍微下場大雨，就山崩路毀。最窄的道路，僅可容車，路基的一半，早已連同樹木滑落山谷底。每年一億元修補道路，仍是修了又坍，坍了又修，從來沒有一個時刻好過。
山路的凶險，沒有走過的人不會知道。石磊國小創校至今，已有二位校長在上班途中不幸墜落山谷身亡。
丹尼爾並不擔心這些，他的心落定在石磊那群小朋友。為了配合丹尼爾來上課的時間，全校六個年級的英文課，全都排在周一下午，外加上幼稚園，丹尼爾得一連上四節課。「我喜歡看他們，看到我來的那種smile。」每次問丹尼爾為何冒險辛苦到石磊教英文，他總努力用中文這樣回答，「不能讓他們覺得失望。」
其實，丹尼爾不是每次都遇著好天氣，遇到雨天，因雨衣窒悶難受，乾脆任雨淋溼全身；春末、冬初兩季霧鎖森林，步步涉險，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深谷裡去。0四年元旦，山區意外下起了雪，城裡人趕來這裡盡興，交通阻塞了
一兩 公里 ，丹尼爾邊騎邊繞過賞雪人，「人很多，路很滑，我騎得很久，不可思議，台灣也會下雪。」
春冬兩季雨急霧濃，每分每秒皆如與死神搏鬥
現在，丹尼爾戴著帽子，高高站在踏板上，弓著背，賣力地踩踏板。他緩緩擦過我身邊時，只聽到他深重的喘息，呼哧呼哧，像一頭賣命往前衝的鬥牛。
這整條山路，再也看不到第二輛腳踏車了，連車子都覺得吃力的山路，丹尼爾全靠自己的一雙腳。騎在危險的地方，或高速衝下陡坡時，丹尼爾便在心裡默默禱告：「請求上帝保護我，給我的身體、我的腳踏車、我的行人都得到幫助。」
早上九點半，丹尼爾越過玉峰村的第三座 一千七百公尺
山頭，終於到了學校，他邊喘氣，邊看自己的手錶，他為自己設定的電子馬錶顯示「5:46」。丹尼爾上氣不接下氣說：「今天騎得不夠好，沒有進步。」
其實，以前他要花八個小時才能到學校，三年間練下來，已經大大進步了二個小時。每每他汗流浹背來到石磊，小朋友說：「天氣熱的時候，丹尼爾老師像剛從水裡爬上來的人。」冬天時，他的汗從內裡透出外衣，汗漬斑斑。
這一天，丹尼爾來到學校的時候，小朋友都在上課，小小的校區很安靜，惟一熱情迎接丹尼爾來到的是一隻學校收養的流浪狗。
不明就裡的人總愛問丹尼爾：「你為什麼不騎摩托車，或搭便車到石磊呢？」丹尼爾總用中文很努力地說：「我喜歡騎車，正因為它不容易、很困難，所以fun，很有成就感。路如果是平的，就不好玩了，路如果壞掉，這樣騎起來才有意思，越有一種挑戰感覺。」這有限的字句裡，濃縮了丹尼爾的人生哲學。
丹尼爾的家鄉在美國五大湖區的密西根州，一個靠近黛比湖（Derby
Lake）的小鎮，他的父母現在都退休了，爸爸是電腦程式工程師，母親是牙醫助理，家境只算小康。「我爸非常有耐心，我媽心腸很軟，在美國看牙醫很貴，她常幫人清潔房子賺零用金，來幫助病患。」
他從密西根州立科技大學畢業後，遊歷過不少國家，他到過緬甸、柬埔寨、越南、菲律賓，也曾在非洲迦納待過二年，還染上瘧疾，差點喪命，但他卻深愛這些地方，朋友笑他說：「越落後的地方他越愛去。」
丹尼爾來台灣純屬偶然。二○○一年，他原任職的美國一家無線網路設備公司，因為台灣設有分公司，他的頂頭上司，知道丹尼爾對研究有興趣，便鼓勵他來交大進修，丹尼爾通過申請就來了。
他的指導教授陳伯寧說：「丹尼爾就算在怪人很多的美國，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有一年他代表交大電信系，去日本參加一場學術會議，看到高樓大廈底下很多流浪漢，就到超市買了萵苣和水果送給遊民吃，結果遊民收下水果，退回萵苣，因為沒辦法煮，丹尼爾只好帶回飯店自己吃。
陳 老師說：「他做這些事情，找不到一絲勉強，全部都自然而不刻意。」
在學校，丹尼爾是一位安靜用功的學生，老師強調他「從不蹺課」，做事是實實在在，寫出的程式極為規律而漂亮。他攻讀博士，不為謀生，而是出於純粹理論的興趣。
陳老師知道丹尼爾這幾年老往石磊跑，他搖搖頭，既佩服又不解地說：「我再也沒見過一個四十歲的人，沒有房子、車子、沒有任何生涯規畫，卻一點也不擔心。」
正面看丹尼爾的臉，感覺很瘦長，下顎方正有力（可能是咬牙踩腳踏車練出來的）。他有一雙如同梵谷碧藍如青瓷的眼睛，褐色短髮，細細寒毛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丹尼爾當然不像梵谷這般瘋狂，在這個生產狂熱、消費狂熱的年代，他絕不是沒有熱情，只是把熱情投注到和賺錢完全無關的事。
騎到學校，丹尼爾不久就不見人影，原來在房間裡備課。校長說：「在這裡三年，他教書很認真，不會因為是自己的母語就隨便。」丹尼爾還自己製作教學圖案及教學卡片，掛在校園裡。
山區教育資源缺乏，自己動手製作教學工具
一般老師，願意來到這個窮困的泰雅山區的，原本就不多，而石磊這裡，路途遙遠，大半師生得天天住校，假日才能下山，能耐得住寂寞的老師，就更難得可敬了。
但是丹尼爾來石磊已經三年了，這裡待最久的老師也只是三年，這幾年間校長也換了三任。一位老外，卻意外成為石磊最資深的英 文
老師。他來之後，學校才慢慢補足了一位正規的英 文 老師，又爭取了一位替代役老師，聯手教英文。
丹尼爾老是說，學校的英 文 老師很好，很優秀，他只是在「服侍最小的弟兄」，也就是扶持最弱小的人。山裡教育資源奇缺，文化刺激很少，再加上原住民的弱勢，這些泰雅族的後裔，面對的是複雜的未來世界。
問他希望帶給石磊小朋友什麼影響？丹尼爾回答說：「我希望他們覺得有人care（關心）他們，知道自己很重要、很重要，不要放棄。」在台灣社會都快遺忘這群人的時候，丹尼爾眼中，他們顯得無比珍貴，「我覺得原住民很重要，全世界的原住民都在消失中，我很寶貴有機會認識他們。」
丹尼爾尤其愛上幼稚園的課，這天他教的是「big」跟「small」的概念，要小朋友在教室裡找一樣大的、一樣小的東西。連續上了四堂課，丹尼爾依舊興致勃勃，他赤腳在地上像青蛙一樣蹦跳，小朋友在寒冬裡，回報他歡悅的笑聲。
Don't give up，一心燃起原住民小朋友求知欲
這一天，他還為五六年級講了個熊與貓捉魚的故事，他在白板寫著：「Don't give
up」（不要放棄），熊與貓捉魚，最後是耐心等待的熊抓到了魚，而偷懶的貓卻放棄了。他說：「你們Don't give
up，就可以學好英文，不要放棄！」
石磊國小，全校六年級只有四十六名學生，其中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孩子，占了四分之一，又有大約七名輕度智障及閱讀障礙的孩子，老師上課耗費非常多心力。丹尼爾上課時，有些孩子認真聽講，也有些孩子毫不在乎地打打鬧鬧。但丹尼爾始終耐著性子，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們「Don't
give up」，直到全班整齊地用腳在地板打拍子，嘴裡高喊著：「Don't give up」「Don't give up」「Don't
give up」直到它成為一首雄壯的歌曲。
丹尼爾說：「我知道台北有很多孩子，很會講英文，但這裡沒有這樣的（環境），即使他們學得不好，或上課吵鬧，我一點都不覺得frustrated（挫折）。」
有時候，他聽到小朋友的內心燃起一點求知的欲望，就覺得好高興，有的小朋友因為他們口中的「丹尼爾老師」，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也許人生便產生很大的不同。
0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竹北國小禮堂飄揚著英文老歌（美麗的星期天）輕快旋律。石磊國小的兩位五年級小朋友賴雯慧、黃郁婷正以宏亮的高音唱著：Ha
ha ha beautiful Sunday（啊！啊！啊！美麗的星期天），This is my my my beautiful
day（這是我美好的一天），When you say say say say that you love me（當你說出你愛我的時候），Oh
oh my my my it's a beautiful day（噢，天啊！真是美好的一天）
宛如天籟歌聲，征服評審的心，賴雯慧、黃郁婷蟬聯全縣國小英語歌唱比賽冠軍。丹尼爾意外地被請上台頒獎，而且頒給自己教過英文的賴雯慧、黃郁婷。他說：「這真是快樂的一天！」
之前，她們兩位在石磊英 文 老師蘇婷玉及高文良主任的教導下，每天寫完作業，就到屋頂大聲練唱，唱到對面都聽得到為止。賴雯慧說：「丹尼爾老師教我們咬字、發音，我學到很多，他還給我信心。」
校長說，三年來，「我們也曾想過要送他什麼，但是他堅持什麼都不要，也許，他從我們的眼神中得到滿足。」
醫生警告不能再騎車，卻想騎到不能騎為止
這三年來，丹尼爾練就了一身修車的好功夫，到哪都隨身帶著補胎、打氣的工具。他的舊腳踏車，甚至因為不耐他長途跋涉，坐墊都磨成纖維狀，丹尼爾用膠布纏一纏，將就著騎。他說，這輛腳踏車不夠「厲害」，只騎一個月、往返山裡四次，輪軸就開始裂開。
如果輪軸都因承受不住鉸鏈的力量而擰裂，那他的膝蓋又得承受多少力量？
新年來臨之後的幾天，丹尼爾因為膝蓋痛得受不了，去看醫生。醫生警告他：「不能再騎車！」因為山路不僅毀了他的車子，也壞了他的膝蓋。他膝蓋軟骨受了暗傷，已經嚴重磨損了。丹尼爾有點失望地說：「我不想停止，我不知以後能不能再騎，現在我只有禱告，我希望一直騎，騎到不能騎為止。」
我搭搭他的肩膀，觸摸到他瘦而寬大的肩胛骨，大量的運動，他的肩膀沒有一絲贅肉。逆光看他，消瘦而清（瞿）的臉，有一種遺憾的神情，「我只能繼續到石磊教英文，live
my life……。」他個子高，尋找答案似地仰頭看天，「我不曉得這要怎麼翻譯？」
這句話其實不需要翻譯，丹尼爾已用行動翻譯出來了。
丹尼爾說：「以前我是工程師，每天只用電腦，電腦從不讓人失望，我一直都非常開心，但快樂都是在中間……，」他用手比了一個水平線，「來到這裡，小朋友會讓我非常高興，偶爾也會覺得失望。以前我害怕面對恐懼，現在我可以面對恐懼，不再怕沒有希望，這裡的小朋友已經教了我很多，如果沒有來石磊，我不會grew
up（長大），來這裡，我grew up很多。」
他這位原本國語不通的老外，來到英語不輪轉的原住民部落，相濡以沫，因為有心，這些山崩路毀的天險，都化為人間的祝福。
「我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丹尼爾瞇起藍眼睛微微笑出來。
这会不会太容易了？！
发信人: ykxx (阿黑), 信区: Joke
标 题: 问个法律问题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Dec 12 17:41:52 2008), 站内
一熟人在家自制酱豆腐
酱豆腐应该长红毛
那人说他家的豆腐长得是绿毛
问我还能不能吃
我要是说能吃，他吃死了
我用承担法律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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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I remember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9.23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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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美国以后，住上自己的房子是实现美国梦的重要里程碑。前几年房屋市场红火的时候，朋友见面会谈论买房之难；现在房屋市场不景气，朋友见面就会谈论卖房之难。假定你现在既不需要买房，也不需要卖房，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心平气和的探讨一下美国的房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房市走到现在这一步，也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
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是当年美国房市过热的主因。"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的经济陷入低谷。从房地产业起家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班把银行利率一直削减到１％，并把利率保持在１％的时间太长。许多美国人买东西，不是看价钱，而是看我是否负担得起。如果按以前的利率，我的收入只能买得起二十五万元的房子；现在利率低了，我的收入就可以负担得起三十万的房子了，那么我就去买三十万的房子。大家都这样去做，房价自然就升起来了。
银行和房屋按揭公司，对美国房市过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去银行发放房屋按揭贷款，一般都留在公司自己帐面上，直到贷款还完为止。银行为了防止客户到期不还钱，所以一般都要求客户首付2０％的房价。这样即使客户以后还不起钱，银行把房子收回去，也不会损失太大。现在银行一般都把房屋按揭贷款卖掉，所以贷款时审查就不会太严格。为了能让客户买得起房子，没有首付也行。如果客户愿意付高利率，没有收入证明也行。这样进一步把房价推高。
投资银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是美国房市过热的重要一环。银行和房屋按揭公司，一般都把房屋按揭贷款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再把按揭贷款进行包装，以抵押债券（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ized
Ｄｅｂ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ＤＯ）的形式，卖给终端投资人（Ｅ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这里投资银行起了一个经纪人的作用，收的是手续费，当然也不会关心借款人是否还得起钱的问题。你也不要生投资银行的气，其他房地产从业人员如房地产代理人，房价评估师也都是这样做的。
债券评级公司（Ｂｏｎｄ Ｒａ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是美国房市过热的帮凶。投资银行把抵押债券卖给终端投资人以前，总是找来债券评级公司，给抵押债券一个好等级。债券评级公司以收人钱财，替人免灾的原则，给许多抵押债券最高质量等级（ＡＡＡ）。债券评级公司现在狡辩说，它们当时假定美国房价不会一起往下掉，但他们忘了房价升高太快的时候，它不能永远升上去，它必然会有下跌的时候。
按揭抵押债券投资人，贪小便宜损失大。许多债券资产管理基金（Ｂｏ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有明文规定只能买高等级（ＢＢＢ
ａｎｄ ｕｐ）的债券。投资银行推销的房屋按揭抵押债券不仅等级高，回报率也高，真可以用价廉物美来形容。但是许多投资人忘了，高利率后面是掩藏着高风险的。现在美国许多地区房价往下跌，导致不少债券资产管理基金不但回报没了，连本金都收不回来，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请不要过早的得出咎由自取的结论，如果你们州的老师退休基金（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赔了钱，政府还会让大家来承担。更可气的是，高盛（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那样的投资银行一边推销房屋按揭抵押债券，一边自己大量卖空房屋按揭抵押债券（Ｓｈｏｒｔ ＣＤＯ），很有点象当年高科技股分析师的两面派行为。
房地产投资人（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拿着烫手山芋。房价疯长的时候，在股票上损失惨重的投资人，痛定思痛，转投房地产。早期的房地产投资人，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后期跟进的人，现在可能只有破产一途，要等到房价再象以前那样疯长，那是有得等的。房价（买主）、房屋按揭（银行）、按揭抵押债券（投资银行，债券评级公司，基金）组成一个管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现在管道终端出了问题，房价一时很难上去。
普通美国人，要学会面对现实。房价疯长的时候，许多热点城市的居民一下子都变成了百万富翁。许多普通美国人也俨然感觉自己真成了百万富翁，追求起富人的生活方式。没钱花费时，就从房子上去取。以前房子是穷人的存款帐户，后来房子成了穷人的取款机。现在房价不长了，取款机取不出钱来了，许多普通美国人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勒紧裤带过日子。这一收紧不要紧，美国经济顶不住了。美国现在房价之所以没有一落千丈，主要是工作市场（Ｊｏｂ
ｍａｒｋｅｔ）还好。如果美国失业率大幅度升高，那么美联储的真正恶梦就开始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美联储会不措一切代价削减利率，其结果将是房价不会掉得那么快，但钱也变得更不值钱。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要么是百万富翁做不成，要么是做成了还得象普通人那么生活。道理很简单，成功人士总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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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时寒冰 ：2009年，将是中国房价雪崩元年
[博讯论坛]
任何违逆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维护高房价的措施都将失败，并遭到市场和经济规律的惩罚。个别开发商愚昧的不降价的宣言，乃是踏上寻死之路的告示――
当然，那些嘴里喊着降价背地里比谁跑得都快降得都欢的开发商另当别论，他们只会害死那些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神话的信徒。那些恨不能把那些常放大炮的地产大
鳄当牌位供奉的信徒们，将被所谓真话包装的谎言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9年，将是房地产雪崩元年。
下跌周期已经开始，任何狂妄和无知的抗拒大趋势的企图，都将被摧毁殆尽。与2007年底和2008年初的房价最高点时相比，2009年及以后的两年左
右，房价（指住宅）的累计跌幅将在45%到85%之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将相应减去通胀指数），目前，个别地方一些楼盘的房价跌幅已经超过50%甚至
60% （比如东莞的部分楼盘），下跌趋势还将延续。整体而言，带有稀缺性特征的房价跌幅，将小于具有更大替代性和缺少稀缺性特征的房价跌幅；优质地段
的商业地产的跌幅，小于住宅跌幅。
开发商永远学不了猪坚强。因为，其一，历史将证明，猪坚强只有一个，并且，是活在猪圈里的。其二，世界上所有的猪都是大眼睛双眼皮的，开发商自身的形象
决定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猪的美貌和亲和力――相对开发商的形象而言。其三，世界上所有的猪都是低调的，那些即便口口声声要学猪坚强的开发商，也在满
世界的跑着忽悠，高调得恨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高论，这种学习猪坚强的方式，不仅可能走火入魔，而且令全世界的猪蒙羞。
由于民穷所导致的民众购买力的不足，使得次贷危机在中国直接演化成经济危机。试图通过维护高房价来化解经济危机的幻想，乃是对经济基本运行规律一无所知
的愚昧表现。
尽管笔者力主让房地产业自我挤压泡沫，但是，开发商及地方腐败官员，仍然主导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托市措施。当喧嚣过后，当危险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晰地裸
露出来，市场的冷漠回应是响亮的耳光，托市者像被拔光了羽毛的鸡子，尴尬地把头埋入土里。
随即，国务院下达了降价令。2008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
和需求，主动采取措施，以合理的价格促进商品住房销售。
中央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高房价已经无药可救的现实。
地方政府也开始修正态度。
据报道，1月12日，"北 京市市 长郭金龙、市 委副 书 记王安顺、副 市 长陈刚等人参加各团的分组审议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北京目前的房价问
题。他们明确表示，政 府不会为高 价房托 市……"维护高 房 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托市措施都是徒劳的。一些理智的地方政府官 员终于清醒过
来。
中国房价中巨大的泡沫，将在下跌中逐渐挤压。地 方政 府、开 发商、银行、炒房者构成的利益链条，将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断裂。当劫难到来，没有谁能够
摆脱。那些主动降价者，乃是最聪明的智者，百步笑五十步的场景，将在未来出现。
潜伏在中国房地产中的热钱，正在竭尽全力套现逃离。中等收入者因为股市消灭大半。高房价已成海市蜃楼。拯救中 国房 地产业的唯一途径是大幅度降价、挤
压泡沫，这个靠掠夺和吞噬内需、危害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行业，因为对未来发展空间的过度透支，已经走到了尽头。
除了大幅度降价，没有谁能够拯救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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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银行很多，有八千多家。虽然这些银行大大小小不等，但其中的三大银行：花旗 (CITI)、大通(JP
Morgan)和美国商业银行(Bank of
American)却都是庞然大物，每家银行的总资产都在两万亿美元左右。两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目前中国每年的国民总产值也就3、4万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国民总产值也就是十三、四万亿美元。
2008年，是美国银行的灾难年。从2007年五月到现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银行业的市值缩水超过两万亿美元，从高点的三万亿美元降到现在的一万亿美元以下。现在资产最大的花旗银行正计划解体，变成两个小银行，应了中国那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老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法案，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分开管理。商业银行归美联储和货币管治办(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
OCC)管，投资银行归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管，保险公司则归各州的保险部门管。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大萧条时期的痛苦，联合推翻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前财长保尔森则是其中主要推手之一。现在看来推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一大错误决定。
过去这些年，旁观了美国银行的一些事件。现把我道听途说的事写下来，或许可作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花旗银行的现总裁 潘伟迪 (Vikram Pandit) 原在摩根士丹利添惠工作。那时摩根士丹利添惠 (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的退休老人正在赶当时的总裁裴熙亮(Philip
Purcell)下台。裴熙亮原在添惠公司工作，摩根士丹利跟添惠合并时，摩根士丹利的麦晋桁(John
Mack)为了表达善意，让裴熙亮先当两年总裁，然后由麦晋桁接替。可惜裴熙亮恋栈不下，整肃麦晋桁的部属，最后逼走麦晋桁本人，把摩根士丹利添惠搞得一团糟。当时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成员征求潘伟迪意见时说，没有什么理由不让裴熙亮当总裁。潘伟迪留下一句名言：哪有什么理由让他当总裁呢？！
从这里可看出，银行总裁也并非都是德才兼备的正人君子。
潘伟迪出于对裴熙亮的行为不满，从摩根士丹利出走，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他的对冲基金被花旗银行收购后，潘伟迪被重用。花旗前总裁查尔斯 普林斯
(Charles Prince)下台后，他成为花旗银行现在的总裁。值得一提的是，潘伟迪管理的对冲基金，回报一点都不好，帮客户赔了不少钱。由此可以看出，华尔街的大人物，同样不知道市场的未来走势，只不过人际关系好罢了。
花旗银行前总裁查尔斯 普林斯 (Charles Prince)曾留下一句名言：音乐没停时，舞接着跳(When the music
stops， in terms of liquidity， things will be complicated. But as long
as the music is playing， you've got to get up and dance.
).可惜音乐停止时，他没了座位，被赶下了台。这是一个典型的同行竞争问题。大家都知道不对的事，你是否能坚持不做？！
花旗银行前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Rubin)，以前是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他最近一直狡辩说，花旗现在的烂摊子，跟他毫无关系。人们不禁要问，鲁宾处在那样高的位置上，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每年要拿几千万美元的薪水？如果参与决策了，那就要负起责任。迫于压力，鲁宾最近终于辞职。
大通银行的总裁詹姆斯 迪蒙(James Dimon)， 跟花旗前总裁查尔斯 普林斯，是当年桑迪 威尔(Sandy
Weill)收购花旗银行的左膀右臂。据说，詹姆斯 迪蒙当年因没有给桑迪
威尔的女儿一个好位置，而被桑迪踢出花旗银行，不知桑迪现在是否为当年的决定后悔。现在大通的处境可比花旗好多了。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也不总是任人唯贤的。
詹姆斯 迪蒙离开花旗银行以后，被聘为第一银行(Bank
One)的总裁。第一银行原为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区域性银行，它收购芝加哥的第一芝加哥银行以后，把总部搬到了芝加哥。大通收购第一银行以后，詹姆斯
迪蒙后来变成了大通银行的总裁。詹姆斯
迪蒙有一名言：如果现在就让我当大通的总裁，那么第一银行的收购价格还可以比现在低。也就是说，为了确保他以后能取得总裁位置，他不惜把第一银行低价出售。号称始终把股票持有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公司总裁，在现实中可能并不总是那样做的。第一银行被收购的溢价(Premium)，比同期被收购的波士顿舰队银行(FleetBoston
Bank)的溢价低很多。
收购波士顿舰队银行的美国商业银行，其总裁肯尼思刘易斯 (Kenneth
Lewis)今年被美国银行家报评为本年度银行家。成为第一位被该报两度评为年度银行家的人物。有一次刘易斯接受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领导问他何时能动身时，他留下一句名言：你交代完任务后，我就出发。刘易斯行事果断，有点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味道
(Do right things， right now).
刘易斯的果断行为，在收购美林公司这件事上，起了负作用。美国商业银行这次收购美林银行过于仓促，并且付价太高 (60%
Premium)，显得没有大通银行的詹姆斯迪蒙作风老道。詹姆斯
迪蒙收购拜尔斯恫的价格是如此之低，以致政府都不得不强迫他提高一倍价钱。更何况拜尔斯恫有大约40%的生意是跟大通银行做的，如果它破产，大通也会损失惨重。大通兼并华盛顿互惠时(Washington
Mutual)，只取其中的银行部分，扔下总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持有人不顾，是典型的资本家唯利是图行为。刘易斯现在感到上了美林前总裁塞恩(John
Thain)的当，所以最近把塞恩赶出了美国商业银行。
银行职员属于白领阶层，银行的总裁更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但美国银行的总裁并非都来自名门望族。第一星银行(Firstar)和美国银行(US
Bankcorp)2001年合并时(现为美国第六大银行)，两家银行的总裁是一对亲兄弟(Jack Grundhofer and Jerry
Grundhofer).其父是一位酒保，其母是一位女佣。出身卑微的奥巴马能成为美国总统，期望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能大有作为。我们老了，不无所谓也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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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朋友去旅行，富朋友愁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王尔山 2009-01-23
"哈哈哈，给我说中了！"L说，她正对着电脑，用MSN不知跟哪个朋友聊天。
"又给你说中什么了？"我说，坐在她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的一个角落，看他们刚刚出版的杂志。
原来，L有一个朋友，暂且称为C，也是一位小姐，来自北方一个城市。通过C的关系，L也顺利结交了她在当地的一些朋友。没过多久，L就发现，她和C可能是那个朋友圈里最穷的两位。
数字最有说服力，她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有一次有人提起一家公司推出的一个理财服务项目，入门资格是若干个十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要拿出那么多钱给那家公司负责管理，以便继续增值。"可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拿不出那么多流动资金，"L说，她们并且因此成为那个朋友圈里仅有的两个没有参加这个理财服务项目的例外。
一度，她们只有遥遥羡慕那些朋友的份儿，偶尔也会在我们这帮朋友的聚会提到此事，还彼此开玩笑说不能再跟对方做朋友，因为跟穷人做朋友，恐怕一辈子也找不到发达的机会。
当然，在我们这帮穷朋友看来，她们俩也够厉害的，竟然可以结识那样一些富朋友，他们仿佛来自遥不可及的另一个阶层，这么说吧，自己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到底怎样才能变成那样，随时可以拿出那么大一笔流动资金。
结论就是穷朋友还是安下心来跟穷朋友在一起玩吧，那样大概会更自在一些。听起来很像是"门当户对"的古训，很老土，很落伍，对吧，但其实谁能说它没有道理呢？假如哪天真的遇到了富朋友，说不定对自己也会产生不小的压力，而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真要说一句见仁见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穷朋友这样想着，跟遥远的富朋友倒也可以保持着君子之交的友谊。
不过，金融危机似乎开始改变一些事情。
最先也是注重细节的L说，从最近一段时间的MSN聊天判断，她觉得，在即将到来的2009年春节假期，大概只有她和C还会像往年一样，用出国旅行的方式奖励自己一年的辛勤工作，曾在2008年春节发起非洲大冒险之旅的富朋友似乎都没有心情这样做。
"因为他们的钱都套在市场里了，"她说。
想想还真叫人感慨，因为2008年春节那次旅行，她们俩作为团队里最穷的两位参加者，只能参加前半段，没能完成听上去更精彩、实际上也更花钱的后半段。
没想到，一年以后，尽管旅行目的地改在近在咫尺的东南亚，花费少了一大截，却只有她们两位仍然可以兴致勃勃地做计划，并且在新年以前就买好来回机票，准备一到春节假期就出发。
还不止这样，今天让L大笑起来的是这个消息：那个朋友圈里有一个人要结婚，婚礼定在中国南方某市，请朋友们出席。没想到，即使是这样一次国内旅行，富朋友们还是决定放弃。
"看来这个婚礼只有穷朋友到场，"她笑着说。
穷朋友去旅行，富朋友留在家，2009年的这个前景可以证明，幸福很可能真是相对的，虽然人其实还是同样的那些人，幸福的感觉却是有时候你多一些，有时候我多一些。这应该就是世事的公平与奇妙了吧，如果可以这样想，那么，无论是穷朋友还是富朋友，感觉会不会好一些？
祝所有朋友都能在新的一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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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大家加油，新春快乐，牛气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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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平凡往事 2009年01月10日21:25:24 于 [星语心愿] 发送悄悄话
在国内时，总是有人说国外如何如何地黄，让人们的思想很混乱，仿佛国外到处都是红灯区，到处一片莺歌燕舞。其实，国外很干净，这里的大多数人，从灵魂到肉体都比国内的许多人单纯和干净。
记得十年前刚刚到加拿大时，朋友领我去看脱衣舞，当时我很兴奋，甚至还有些莫名的激动。心灵深处的那些肮脏的意识和幻想一起像离了罐子约束的油渍都飘浮在了水的表面。
加拿大的脱衣舞场很多，据朋友讲，在我当时居住的那个小城里就有十几处，而且进门不收钱，酒水也不是贵的出格。
里面年轻人居多，也有一些中年人。气氛很像国内的酒吧，休闲，随意，没有动手动脚的下流和龌龊。我想这就是一种国外的文化现象，像国内夜总会一样，但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比国内干净单纯得多。
脱衣舞场里很昏暗，但却很少能听到像在国内娱乐场所里面那种喧哗和尖叫声。更让我吃惊的是，还有许多女同胞也坐在那儿和男人们一到从容地观赏，而且在她们的脸上竟找不到一丝的尴尬和不适。我和几个朋友走到离舞台最近的对方坐了下来，舞女们就像在天上舞蹈似的，浑身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弱的灯光里跳跃。
当我的眼光在她们的身上逗留时，有些不能自己的冲动，欲望之火也像突然被人点着了似的带着热浪由里向外的上下窜动，刺激异常，特别当她们在我眼前肆意劈腿暴露的时候。
以后寂寞的时候又和朋友去过一两次，却再没有了初次的刺激，感觉上也是怪怪的，有些无聊。
再以后都是陪国内新来的朋友，把他们放到那里(我自己懒得进去)，约好了接他们的时间，到时别忘了再把他们接回来就是了。
到了美国后，也和朋友去过两次，再没有什么新鲜感，只是想看看差别(除了收门票外，其它的类似)，但总会让空虚和无聊把心抓得紧紧的，甚至有些可怜自己，生活里难道就没有更积极的事情可做?
为什么要这么刻意地去寻找外在的刺激呢，这是堕落的开始，抑或是我生命中的悲哀?
以后经常有从国内来的团和一些访问学者们向我打听脱衣舞的事，心中不免有些鄙夷，但看到他们在谈论此事时发亮的双瞳，想想自己当初的情况，又不忍心不告诉他们一些信息，也多少能理解他们此刻的感受。
现在谁想让我去，真是不想去，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不喜欢，这和我不喜欢参加美国人的聚会和去酒吧消磨时间一样，没有文化交集和那种灵魂里面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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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社区 2009-01-23 12:03:20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有哪些研究生学位、院校类型以及到美国的大学留学时会碰到的一些关键术语和概念。
研究生学位
美国提供硕士和博士两种研究生学位，这两个学位都包括研究和修课。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不同在于，研究生教育提供更深入的训练，授课更专业、更强化。与本科学习相比，研究生的学习过程更加依赖于自己。
研究生的课程都是假定学生在他们所学习的领域有了充分的基础知识准备。由于科目的不同，有的课程相当正式，主要由教师讲授，有的课程则相对来说不那么正式，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研讨班涉及一小组学生，比授课课程人数少，会要求学生进行课堂展示以及参加讨论。课堂参与、研究论文以及考试都很重要。
学位要求以"学分"(有时也叫"单位"或"小时")论的。修一门课一般来说获得三个或四个学分，而学分的数目一般来说体现为在教室所花的小时数以及涉及到的其他作业。如果一所大学实行传统的两学期制，一个学生一学年一般要积累24个学分。
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所学专业的额外教育或训练，远远超过本科学习的水平。许多不同的领域都有硕士学位，但总的来说分为两大类：学术类和职业类。
学术性硕士学位：传统的艺术、科学和人文科目授予的学位通常是文学硕士和科学硕士学位。技术领域，如工程和农业所授予的也是科学硕士学位。独创性的研究、研究方法论和实地调查是这些科目强调的重点。
许多硕士项目提供论文与非论文的选择。通过这两种方式所取得的学位是一样的，但是修课要求略微不同。非论文项目的学生通常要修更多的课程，以替代研究和写论文，在所有课程完成后要参加一个书面综合考试。那些需要写论文的硕士学位学生一般来说要接受一个综合的口头考试，其内容既包括课程也包括他们的论文。
职业硕士学位：职业硕士学位的目的在于把获得第一个学位的学生引向一个具体职业。职业硕士学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终端"硕士学位，也就是说这些硕士学习项目并不通向博士学位项目。这样的职业硕士学位常常具有具体的、描述性的名称，如商业管理硕士(M.B.A)、社会工作硕士(M.S.W.)、教育硕士(M.Ed.)艺术硕士(M.F.A)。其他职业硕士学位包括新闻、国际关系、建筑和城市规划。职业硕士学位更多地指向知识的直接运用，而不是指向独创研究。与学术学位项目相比，职业学位的结构性更强，常常要求每个学生修读类似的或者完全一样的学习项目，根据学校和学习领域的不同，时间一到三年不等。
区别：各种硕士学位项目的主要区别是这些项目是否是为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设计的。那些具体指明不通向博士项目的硕士学位项目叫做终端硕士学位项目。绝大多数职业硕士学位属于这一类别。如果一段时间后你决定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你在终端硕士学位项目修读的学分也许可以、但是也许不可以转到或者适用于新的学位项目。
一些学校的特定系科只录取希望攻读博士的学生，不过这些系科也会给完成了一定数量的课程、但不继续攻读博士的学生颁发终端硕士学位。其他一些系科在录取博士学生时的要求之一是申请人具备硕士学位。
入学建议：如果需要申请2008年入学，有两个时段：春季和秋季。
春季入学：开学时间一般在2008年1月。今年10月之前要提交申请，申请时需要具备上一学习阶段的毕业证和成绩、语言成绩(托福或雅思)，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GRE、GMAT)等。
秋季入学：开学时间一般在2008年8月或9月。今年年底之前提交申请，明年4月左右可以录取，5-7月是秋季入学签证申请比较集中的时间。申请时需要具备的条件同春季入学一样。
专家提醒：由于各个学校的政策不同，每所学校里不同系科的政策也不尽相同，所以大家在申请前要充分了解学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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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笑风行 2009月01月20日19:29:08 于 [Bay客论坛] 发送悄悄话
碰什么，别碰陌生人的孩子！在西方国家，这个一定要紧记. 为什么? 看了下文和图片就知道了.
对于我们，在公众场合，看到一些非常可爱的孩子，在称赞他们可爱的同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逗他们玩，跟他们聊天，有是甚至摸摸孩子的头，掐一下孩子们的小脸，或打打他们的小屁股.
这一切对于我们很正常.
但在国外，这些行为万万不能. 即使您是一片真诚要赞扬孩子，您就用嘴巴去赞扬，用眼神脸色手势去表达，但千万不能碰.
如果运气不好，您也许会因此招惹麻烦,也许后果很严重！
碰到理解的家长，他们也许会道一声谢，更多的只是对您报以一笑.
要是碰到一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洋人家长，有些会指责你为什么要碰他/她的孩子，再野蛮一些的家长会'恐吓'要报警. 因为你也许会被认为恋童癖者.
后果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在国外，一些从事与儿童有关工作的人员上岗前都要上一堂很重要的课.
它就是如何在公共场合跟孩子打交道，如何保护自己不会惹"事"上身，如什么时候可以跟孩子有身体接触（包括拉手），而而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碰孩子.
这些单位有学校，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等.
这些用人单位在聘请职员时(包括自愿者）都非常谨慎，申请者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宣示表明自己身世清白，没有任何不良背景，比如没有对孩子有过性侵犯前科、暴力行为、谋杀、牢狱生涯、绑架、卖淫、买卖或收藏儿童淫秽不良品等.
而用人单位保持权利去做进一步调查.
任何单位如若聘请了有以上前科的人做职员，也是违法的.
西方国家设置这些法律，意在保护孩子不会受到任何身体，身心侵犯. 知道什么是恋童癖者（Pedophile）吗？
就是那些对孩子性意图以满足自己性变态需求的人. 有恋童癖并不构成犯法,但若付诸行动---性侵犯儿童就犯法了.
很多西方恋童癖者隐藏很深. 过去的案例显示除了一般人外,他们中有神父,老师等公职人员. 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用他们的身份去掩盖他们丑陋的行径,
他们对受害孩子所造成的伤害一辈子也不能平缓. 这不能让家长们严阵以待, 多加小心.
在西方社会, 人们越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人会受到重罚. 因此他们的犯罪机会少又少之. 于是一些恋童癖者纷纷把魔爪深向亚洲,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对那里的儿童进行不同程度的性侵犯. 在这些国家,这些恶魔把自己乔装成旅游观光者,英文教师,亚洲文化爱好者等.
幸好亚洲国家也越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这些人给以沉重打击, 但却又防不胜防..... 所以不要随意信任外国人.
所以出游海外时紧记： 不要随便碰不认识的孩子，除非有生命危险之虞；没有必要时不要跟陌生孩子说话；不要随便拍照；不要请他们吃东西.
但这并非要你对情急情况麻木不仁，而是要视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跟周围的公众一起帮助需要求助的孩子，有必要是报警或通知救护车.....
太不可思议!孩子都不能碰!!!~~ /无内容 - 试身者 01/20/09 (18)
这样做,就能保护孩子吗???? /无内容 - 哈哈 01/20/09 (15)
you are too exaggerated.You can say hi to the little o /无内容 - meimei
01/21/0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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