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一位宁波旅客乘北方航空公司经济舱从广州飞往杭州，因尿急用头等舱厕所，与乘务员发生争执，乘务员将他用手铐铐住。事后该旅客将北航告上法庭，胜诉后获赔款2万元，并得到北航在《法制日报》上的公开道歉。
一个公民，并未对他人形成任何威胁，却被手铐铐住，限制了人身自由，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件严重的侵权行为。古时候手铐还没有发明，但有更厉害的刑具。拿刑具限制百姓的人身自由是最司空见惯的惩罚。古往今来受到这种罚惩的无数人中，据我估计，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对他人形成威胁而确有必要的。其他的人受了这种无妄之灾，没有地方去申诉，只有忍气吞声。远的不说，就拿"文革"来说，无数的人随便被关了，随便被放了，个别的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轻描淡写地用"平反"两字交待过去。手铐是权威者施于无权者身上的枷锁，即使是错了，无权者也只能"正确对待"。反而言之，你不"正确对待"又有什么办法？弄得不好还要惹来更大的麻烦。
现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了正确判决。这标志我国人权观念的重大进步。我们常说政治改革，这个判决比之许多不切实际的关于政改的建议有用得多。因为这件事例可能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人身自由。我们应该从中看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在不知不觉中前进，应该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树立信心。
这个案例之所以能正确判决，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来分析。
首先，原告方是一位乘飞机的乘客。如果是乘火车的，乘公共汽车的，或更一般的百姓，他的基本人权也能同样地受到保护吗？我国社会从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不同等级的特权建构起来的。处于顶端的是君皇或称天子，中间有各种名堂的官员，他们的级别用不同程度的特权来体现。有了这么多大小不同的特权分子，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便没了人权保障。现今皇帝和按品级划分的官员体制已经被取消，但特权结构并未瓦解。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人权受保护的程度也不同。政府高级官员的人权受到最周到的保护。有时过了头，成了特权。县太爷出门有警车开道，叫普通百姓为他让路，便是例子；其次是外国公民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再其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款，包括坐飞机的乘客。一位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冒很大的风险。这种不成文的等级观存在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要清除这个对民主法治的最大障碍，恐怕要几十年的时光。
其次，被告方北方航空公司是一家企业，并非代表政权的权威机构，它不具有任何法定的特权。所以法院对地位大体平等的原告和被告做出公平判决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一方是代表有法定特权的机构，如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本身，结果就可能不同。被铐而获赔，在我国每天都有上千起的铐人事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许多铐人事件中绝大多数是政权机关的行为，其中是不是也有像这位宁波旅客被错铐的呢？如果百姓认为自己受了冤屈，他有没有地方申诉？能不能得到公平处置？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因上厕所而闹到动用手铐，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服务员和顾客的僵硬态度。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半政府的服务行业中发生着，在银行、邮局、电信部门、医院、学校中发生着。大多数情况是服务一方不懂得体谅顾客的实际困难和需要，呆板地照章办事（在此例中是经济舱旅客不得用头等舱厕所），有时甚至自己立出一些规定，刁难顾客。而顾客一方有时也是态度僵硬，只会"据理力争"，而不善于协商变通。双方的僵硬最后导致吵架相骂，在本例中则动用了手铐。态度僵硬，缺乏宽容不仅存在于商业服务中，也存在于马路上的纠纷，邻里间的怄气，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银行职员在服务时态度僵硬，当他去邮局办事受到同样僵硬的对待时，未见得就能从中吸取教训，变得通情达理。商量妥协，灵活变通不但在商业中是必要的，它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有较多的这种精神，1989年的那场风波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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