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飞抵广州，参加一年一度的"工行投资论坛"，做了题为"次债危机下中国股市的前景展望"的主题演讲，另外三位主题演讲的嘉宾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勇、摩根大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中国房地产与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这次收获颇丰，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通过交流对当下的次贷危机有了更多的认识。看望了弟弟和他的好朋友们，非常愉快。
为了近距离了解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抽时间做了实际调查。
得到的信息与媒体披露的信息和官方公布的数据有很大差异。
比如房价，两位从事房地产的朋友告诉我，官方数据显示房价仍在上涨，只是涨幅趋缓了而已，而这里的实际情况却是，跌幅很大。以东莞市的房价为例，许多楼盘的跌幅都超过了50%，有的超过了60%.去年高价拿地的开发商，已经面临成本价被跌破的局面。某楼盘去年售价16000元/平方米，现在是7000多元/平方米；另一个楼盘，则从10000元/平方米，跌到4000多元/平方米。尽管如此，房价仍未有止跌迹象。
整体而言，深圳、广州市中心的房价跌幅小于近郊区的房价跌幅。高档住宅的跌幅，小于普通住宅的跌幅。这种情况与我在《中国房事黑皮书2008》中的分析基本一致。由于此前广州的房价涨幅小于深圳等地，跌幅与深圳和东莞相比略小，但近郊区的房价，一些楼盘的跌幅也达到或超过了60%.
出口导向型企业大面积关门。最近三个月，东莞每个月离开的工人达到100万人，三个月走了300万！
随着次贷危机恶化，海外企业拖欠货款的情况急剧上升，给国内不少企业带来了灭顶之灾。次贷危机恶化，国外一些企业干脆采取欺骗的办法，故意拖欠货款不还，由于讨债成本畸高，国内企业苦不堪言。一位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此前收了客户30%的定金，本应开工生产，但由于担心次贷危机恶化，对方可能无法支付剩余的70%的货款，而宁肯承担违约金成本，也暂停生产。这种情况较为普遍。一些企业拿不到订单，而另外的企业，即使拿到订单也不敢开工。
接触到的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滞后颇有怨言，在上半年已经6.7万家企业倒闭的情况下，央行未能及时调整，而是继续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迫使一些企业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许多企业因资金缺乏而猝死，等到政府认识到企业的困境调整货币政策时，已晚，因为不少企业已经关门――他们已经不需要资金了，或者说，资金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
接触到的归国人士都认为，国内绝大部分商品的物价，都已经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过去，人们从中国买东西带到国外，现在反之。国内民众在收入远远低于国外的情况下，承受着比国外更高的物价，人们的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许多企业家都认为，4万亿的救市政策，其实就是基建，未来前景令人悲观。
我接触的一位航空公司副总告诉我，目前中国的航空客运已经严重过剩，小地方飞机场一年起降不了几次飞机，再建机场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不仅头等舱的上座率锐减（许多企业硬性规定只能坐经济舱），经济舱上座率也在下滑，有的只有20%的上座率。
此前有教训可循。投资3.2亿元于1998年建成的阜阳机场，在没有建设之前，曾经被当时的市领导定位于"比上海、广州机场还要大的国际机场"，后来，由于财力有限，规模变小，不过，该机场飞行区仍按4C级标准建设，可以满足波音737、空中客车A320以及MD90等国内主流干线客机的起降要求，航站楼设计负载能力也可以满足高峰每小时600人次进出港的需求。但是，在迄今为止的10年时间内，阜阳机场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飞机场变养鸡场事件"便由此而来。
这次4万亿投资计划，一些地方计划建设的飞机场，与相邻城市已有的飞机场，距离只有100多公里，有必要建吗？这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令人心痛。
次贷危机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了金融危机，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品发达，而在中国，则直接表现为经济危机，因为：其一，中国的金融衍生品不发达。其二，中国的经济形态本身就是随时可以产生经济危机的形态。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对照一下，我国许多行业的产能是严重过剩的，而我国又是一个民穷，消费有限的国家，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本身就存在，只是，外部需求消化了过剩的部分产能，延缓了在局部地区首先爆发经济危机的时间。一旦外部需求下降，出口下降，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所以，次贷危机在中国局部地区，直接以经济危机的形态出现。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需不振，而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民穷官（政府）富，在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5%以上，这是官方数据，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部分，政府的开支更为惊人。经济研究早已得出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非拉动内需不可，而要拉动内需，就必须压缩政府开支，增加民众收入，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否则，大跃进式的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无益于拉动内需，最终还可能进一步抑制内需，并可能成为腐败者打着刺激经济旗号攫取财富的盛宴。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央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以后，地方政府推出的计划金额竟然超过了18万亿（这是好几天前的数据）！在年年财政赤字的情况下，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的全面铺开，最终可能导致大量半拉子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出现。这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民穷官（政府）富，只有改变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将收入分配机制向民众倾斜，让民富起来，才能解决随时可能导致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内需不振的隐患，促进中国经济复苏。
回顾历史，日本之所以从废墟上爬起来，而快速成为世界强国，原因就在于它走了民富之路，把民富放在空前重要的位置。1960年12月27日，日本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了日本的国运。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由于民富，日本到197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就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未能再继续走民富之路，日本也因此未能延续神话。
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民穷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强。一个民穷的国家最多只能构筑起一个浮夸的海市蜃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拯救中国经济可以借鉴的标本。同时，日本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国强于民富，国衰于降低民富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国败于民穷，国亡于民穷且遭掠夺或凌辱。
于2008年12月6日凌晨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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